乾嘉时期,形成了考据学的热潮,学术风气也由清初批评理学空疏弊病的经世致用之风转向以实事求是为主的考据学之风,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考据学家。再加之乾隆皇帝对史学的重视,诏令重刻二十一史,确立自《史记》至《明史》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促使一大批学者由考经向考史方面转变,掀起了考据正史的热潮。在众多的考据史学成果里,尤以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最为出众。钱、王、赵是乾嘉学派的中坚力量,其著作中除有大量的考证成果外,还蕴含着丰富的史书编纂思想,三人总结批判了二十四史编纂的优劣,厘清历代史书编纂中存在的不足与失误,揭示被尊为“正史”的史书编纂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提出了正史编纂方法与原则,代表着乾嘉时代学人对史书编纂的价值认识。三人的正史编纂思想不尽相同,反映出他们见识的高下以及对史书编纂认知的程度。在官修与私撰上,钱大昕和赵翼都赞赏成一家之言的史著,对官修正史颇有微词,显示出他们独到的眼光和见识,反映出他们对史馆修史的不满和无奈。在直笔与曲笔方面,钱大昕从求实角度出发指出史家曲笔的原委,倡导史家纪实直书;王、赵则从求真的角度要求史家秉笔直书,且勿妄弄“史权”而不直笔。在春秋笔法观上,钱、王对春秋笔法认识更有深度,从根本上说明“春秋笔法”的使用有碍史书反映历史真实,倡议史书编纂不要欲法圣人笔削而忽视史书用来记实的重要性,要求史家以求真求实为本;而赵翼本人对“春秋笔法”的使用则持赞许态度,认为“春秋笔法”也有其据事直书的一面,史书编纂可以沿用,但他还是强调要以直书为本。在撰史体例上,钱、王都强调体例谨严,书法画一,钱大昕还特别说明史家要灵活变通,不固守僵化义例,赵翼则更为注重史例的创新,要求例要随时而变,不可泥古,确保史事被清楚地记载下来。在人物断限上,三人观点不一,赵翼更强调通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王鸣盛则过于追求定例,而忽视变通;钱大昕是既要谨严又要变通,不墨守义例。在史料采掇上,三人都倡导广采慎择,但在慎择资料方面关注点有所不同,钱大昕特别留心碑文、墓志、谱牒一类资料,王、赵则特别留心国史、实录一类资料,王鸣盛还特别强调小说与实录的价值应辩证的看待,要求采之有益即可。在史书内容的繁芜与简洁上,三人都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倡导史书应多载经世有用之文,对于文人词章、奏疏一类内容应简写,钱、赵还强调若是史家在此基础能做到文约事丰,即是最好。除此之外,钱、王、赵对于史家的知识素养和道德修养也作出了理论阐释,认为史家应才、学、识、德兼备,修史与修身同等重要,若没有良好的个人素养,也会影响史书编纂的质量。钱、王、赵的正史编纂思想各有特色,钱大昕的编纂思想更有深度和见识,赵翼更加通变,王鸣盛较二者稍逊,但其思想中也有钱、赵二人不及之处。历代正史编纂不可能脱离皇朝政治的干预而独立发展,这些史书不可能不受统治者的影响而如实反映社会现实,钱、王、赵在研究正史文本过程中,对正史编纂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辨析,倡导史家敏锐的见识、严谨的作史态度、敢于纪实求真的精神和灵活变通的编纂方式,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一笔重要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