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作为我国政治沟通、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其存在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形成了其深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根基。从其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来看，信访制度在中国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信访制度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越来越为学者和实践者所重视。对信访制度的研究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刻了解的过程。纵然在历史上，信访一度发挥着其民意表达和政治沟通功能，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今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信访制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权利救济功能已经对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造成了冲击，拷问着社会治理的合法性。鉴于信访制度面临的这种困境，信访制度理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一部分学者主张取消信访制度，一部分学者和更多的实践工作者则主张强化现有信访制度，赋予信访部门更多的处理问题的实权。以上两种观点，无论是哪一种都能够找出各自充足的理由。笔者认为，无论是取消信访制度还是强化信访制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走出信访困境。要寻找走出信访困境的路径，就要对信访困境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这才是理论研究的重点。在对信访发展历程全面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造成目前信访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信访制度发生了严重的功能错位，导致其承担了过多的本应由司法等法定途径承担的权利救济功能，相对地，其本应重点发挥的政治沟通和权力监督功能严重流失。明确了这一点，走出信访困境的路径便一目了然，即要对信访功能进行重新定位，使其功能得以回归，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完善和改革，最终走出信访困境。在整个论文的写作上，笔者首先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对信访功能发生异位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总结，进而运用实证分析法对信访制度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得出信访功能回归的必要性和信访功能准确定位的着力点。通过与司法、行政等制度的对比分析，得出信访功能的回归以及信访制度的终极改革都离不开体系外相关制度的完善的结论。因此，对现阶段信访工作的改进，对司法、行政相关制度的完善构成了信访制度改革的近期举措，也是走出信访困境的前提基础。论文的最后谈到了对信访制度的终极改革。国外类似制度的存在和有效运作为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在这种启示作用的引领下，笔者提出了统一信访法制、建立由人大主导信访工作的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