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义因过多关注国家与社会间的矛盾而未能解决社会组织之间的冲突化解。法团主义为克服这一问题应运而生。本文采取法团主义视角,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以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工会为分析对象,考察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工会的运作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作为基层组织的工会运作与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政府现代化诉求二者之间的背离。本文第一、二章描述了抗日战争后国民政府对工会的全方位整改工作,用法团主义定义对武汉工会做了界定,并勾勒出战后武汉工会的概貌。用指定人选的方式对政府工会的整改是为了打造政府的忠实拥虿。产职业工会理监事层面的精英化、党籍化、扩充化,也显示出政府旨在对其加强控制。第三章从政府角度出发,考察政府的工会管理。立法层面,通过对《工会法》的修正,显示国民政府的控制目的。管理层面表现为管理机构的双重控制、管理方式的全面渗透、管理话语的转变、以及秉公原则的主观愿望四个方面。通过分析卷烟业工会“抗不入会”的个案,从侧面反映出政府“文明”执政中遇到的两难困境。最后,认为武汉工会隶属国家法团主义体制下。第四章聚焦工会自身,从组织、活动、财务、福利四个方面全面考察工会基本运作。工会组织方面,表现为会员资格上的强制性,组织结构上的三级制与大型工会的基层组织延伸与选举制度上政府的事前控制与事后追认两种方式。工会活动方面,主要有包括迎来送往与日常会务的基本行政事物;体现“代表者”与“传达者”两种角色的劳资交涉以及包括工人纠纷与应急处理的工人事物。工会财务方面,经费来源有政府资助与工人会费两类,收支状况体现为负债经营下的薪金支付。工会福利按政府工会与产职业工会的区别有所不同。第五章整体分析政府工会与产职业工会的角色定位。并通过微观个案分析其在现实运作中的具体问题,揭示工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政府工会角色定位体现为“公务员”与“领导者”的角色重叠与“利益代表者”角色的缺位两个特点。产职业工会角色定位体现为“公务员”或“福利者”的侧重不同与在“生产者”与“消费者”角色之间,更加倾斜于带封建色彩的消费者角色。3个个案由静态考察转入动态分析,揭示政府工会、产职业工会在现实运作中的具体问题。最后,在结语部分提炼出全文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