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儒家宇宙观与东亚天下观遭到冲击,仅在器物层面西化,文化、制度保持不变的中体西用论难以为继。此后出现了主张宪政但保留儒家修身道德的改良派,和主张推翻满清及帝制的革命派。前者在哲学上是调和主义,后者是激进主义。章太炎以日本思想界为中介了解到尼采哲学,尼采在东亚之所以流行的原因在于他被作为反传统主义的重要论证工具。根据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论,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是出于“使用”超人做什么而决定不同超人学说各自的“意义”和内容。从近代哲学史的视角考察,中国近代主要有四种典型的“超人”理论,分别来自章太炎、鲁迅、朱谦之、“战国策”派。如果说中国近代整体是革命时代的话,上述四者所处的具体语境以及其与时代的关系尚有所不同。“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所处的是辛亥革命时期,他的哲学与改良派梁启超的哲学处处针锋相对。为了反对新民说,章太炎提出了儒侠哲学与超人哲学。儒侠是将以暗杀不义政权首脑为己任的游侠精神与《儒行》中的刚毅道德结合,并以此改造残暴政权所导致国民的软弱性。“儒侠”反满清但不反帝制,“大士超人”则反对皇权及一切等级制,绝对平均主义的滑坡使得章太炎认为只有实现宇宙涅槃的五无世界才是理想的革命乌托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鲁迅所处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但出乎五四诸公预料的是,启蒙固然极大地加剧了传统社会的瓦解,但并未顺利过渡到新社会的重建,因此启蒙本身也瓦解了。鲁迅批判绅权与父权所导致吃人的国民性,其超人经历三变,第一种是天才,天才以神思激励大众将沙聚之邦转为人之国。当发现神思不过是幻觉并不存在,天才蜕变为狂人,以求真意志揭露国民性的本质是吃人。后狂人发现原来自己也吃人,蜕变为向自己复仇的复仇者。鲁迅的“超人”三变是说明中国社会重建所需的某些要件是在传统和启蒙思想中都不具备的,单凭启蒙主义其对自我和社会的理想都难以维持。朱谦之活跃在“后五四时期”,对于像他这样的浪漫主义者而言,也可以说所处的是烦闷时代,特点是社会的保护性与束缚性一并降到最低。朱谦之与创造社的“超人”形象不再具备启蒙时代的正面形象,而是略为负面的:缺乏必要社会关系、一心只为自己、但自我人格的社会称许性构建失败的孤独者。因而朱谦之批判一切社会关系、制度与普遍人性,先用革命哲学的破坏性去除人性的依附性,再以爱与美将超人改造为情人,并尝试重建互助博爱的大同世界。战国策派所处的是抗战时代,原先思想界层出不穷的新异学说被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两种建国方案的竞争所取代。这一时期的共识是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完成社会重建。此时的超人哲学关心的是道德、战争、社会重建三者的关系。陈铨认为抗战的危机是外源的,因此主张建立自愿牺牲的战士型超人以服务于总体战。雷海宗、林同济认为抗战的危机是内源的,是大一统皇权和官僚制导致组织力低下并不断自我崩溃,外部侵略只是偶然原因。因此反对权力中心化下的士大夫官僚政治,主张建立去中心化的、个体本位的、组织力与战斗力合一的贵士型超人,并以此进一步建立以对无限者的信仰为纽带的世界主义新秩序。中国近代各种“超人”学说,前后相继的连续性,对应了传统社会瓦解,新社会重建的历时性过程。但它们都发生于革命时代,因而有具有共时性,不过分别对应了针对皇权、官僚制、绅权与宗族制、一切制度与普遍人性的批评,四者的综合则构成对东亚社会的系统化反思。四种学说在使用方式上具有一致性:即通过将某种道德对不合理组织方式维护的去道德化,揭露其道德幻觉的本质,而瓦解旧有的社会形态并达到社会的再组织。中国近代哲学中的诸种“超人”学说是对超人的某种使用或操作,本身并未完成体系性的哲学建构,而其外缘正来自尼采对于两种道德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