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政府和企业是两个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两者自身的演进及其之间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对一国的经济绩效乃至整个国家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一国的企业组织形式及其治理结构是该国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中的重要内容,而一国政府的职能定位及其运作机制则成为约束企业运行的外部制度环境。我国从建国后计划体制的确立到改革开放的提出,经过了一个苦难的历程。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经济的强劲增长令世人侧目,但它留给人们的疑惑、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启示仍然有待我们去探索。本文正是基于此,希望通过对政府与企业自身的演进及其之间关系的演进的研究,来揭示这些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同时掌握着国家暴力机构,其一举一动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一个集权国家的政府更是如此。然而,社会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个人或组织都难以用自身的意志改变这个规律。建国后政府看起来掌控一切,能够建立一个完全的计划体制,但是它无法保证这个体制忠实、有效的运行。同时,身处其中的个人和其他组织,看起来多么的软弱和无力,但是他们的行为仍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尽管这些行为在特定条件下更多的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表达①。从这个角度看,我国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更多的是一种演进主义的逻辑。任何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其外部制度环境,包括市场环境和政治环境。一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行为更多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竭尽全力,希望能在市场法则中胜出,政府并不直接同企业发生关系。不过就我国现实来看,无论是在计划体制建立的过程中,还是在计划体制运行中,乃至现阶段,政治环境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甚至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管理者不能忽视政治环境的变化,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政治决策紧密相连,顺者昌,逆者亡。同时,企业在逐利动机驱动下的政治参与行为也有效地影响着其所处的政治环境。许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背后都有着大利益集团的背影。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调整,并导致两个转变,政府及企业自身的转变。本论文以此为切入点,围绕上述话题,将政府与企业纳入到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演进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共分为四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并对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政府与企业的研究进行了批判性回顾,为本文的理论创新提供一个理论背景上的说明。最后是对本文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以及理论创新的说明。第二章主要建立起本文的理论架构。本章探讨了制度变迁中,政府与企业的实质是什么,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其后,在对前人关于制度演进理论梳理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制度的概念和作用,并构建了一个制度演进的分析框架。学者对制度与制度变迁的研究,更多地是想找出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未来平稳过渡的理想之路。这种研究是通过对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变迁现象的研究进行的。企业与政府是制度创新和变迁过程的两个重要的主体,不了解两者制度安排的性质,以及两者在制度创新与变迁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我们就无法深刻的理解制度创新和变迁的性质;也使得无论是改革倡导者,还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乃至社会大众,对公共政策的出台常常感到沮丧和不满。同时,在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由于范式的选择混乱或范式本身的不足,所得到的结论并不能正确揭示中国改革道路的决定因素,要弥补这些缺陷,还必须针对范式本身进行研究。第三章从国有企业的诞生出发,回顾了国有企业的产生过程,探讨了国有企业的本质。此后,以国企改革的不同阶段为主线,回顾了国企改革的历程以及在不同阶段改革得以发生的原因。此外,从计划体制夹缝中诞生的民营企业尽管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历经磨难,但是对于我国市场体制的建立和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作用。本章也回顾了民营企业从“模糊产权”到“清晰产权”的过程。最后从建国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最终的权力分配关系出发,来解释国有企业安排的性质和民营企业得以发展的原因,认为这是统治者认识的局限和社会民众的认识局限以及权力分配的绝对不平衡而导致的结果,并从这个角度讨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计划体制的建立开始一直到目前改革阶段,政府逐渐的在某些领域退出,然而权力结构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政府仍有很强的能力对企业施加影响,“企业”仍是政府的企业。第四章在整个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分析政府与企业的相互作用与演进过程,并给出最终分析结论。本文的分析方法是一种制度演进主义的逻辑,在这个框架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内生于制度环境,同时两者的行为构成了制度演进的内容。对于制度的观点,本文的制度并不是外生的,即制度的演进是所有制度参与人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意味着即使如政府这种掌握着暴力机构的强力部门也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尽管政府可以凭借自己的暴力机构强行制定规则,但是这种规则的实施结果表明,无法达到其本来目的,或者说规则并没有被忠实的执行。如早期的国有企业的安排、农地制度的安排等。但是,本文并不否定在特定历史时期政府可能的积极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制度演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时间进程。在中国的市场化研究中,很多学者相信通过市场化改革,瓦解传统的计划体制与公有经济,推进私人经济发展,明晰私人财产权,发展出民间社会,就可以构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实现宪政转型。因此,这些学者在与政府合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也许有一个隐藏了的终极目标的,他们相信,是在进行一场诱导性改革,至少是为宪政转型积累资源。然而就我国制度演进的实际进程来看,可能并不那样乐观。从我国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角度来看我国制度变迁的演进历程,以90年代初为转折点,在此之前政企关系正朝着学者们期望的路径前进;然而此后的发展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路径,政企之间有太多相互利用的价值,包括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如果沿着后一条路径发展下去,那么如张五常所说的“腐败的制度化”将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