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不仅在整个岭南地区的交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沟通湘、滇、黔等地,成为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纽带。清代的西江航运发展伴随着国家战略和资源协济的目标,并逐步得到国家重视。清代西江的航运状况及国家对西江的航运管理,是西江实现运输过程的前提。清代对西江的认识、开发、利用和管理是航道和航运状况发展的前提。天然的河道是很难实施航运的,伴随着清政府对边疆开发的深入,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和疏通交通,以滇铜外运为契机,西江航运得以进一步发展。通过中央和地方疏浚,西江基本实现通航,而西江的通行能力是最能直接反映航运通达程度的,西江以每船大致五万斤的运载量实现日行50里的通航速度。清代自中央到地方的相互配合,共同管理西江航运。在航道安全和救生上,中央自地方都出动大量人力物力,并以节点为中心,形成对沿线弹压盗匪和施救的节点分布网络格局,由此逐步发展成为沿线圩镇。伴随着西江通航和国家经略边疆,米谷、食盐和矿产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逐步得到清政府的重视。三种大宗商品的运销及其过程是以西江航运为主线,囊括其货流、路线和规模,其中涵盖了国家资源协济,进而实现资源的跨流域流通。清代米谷主要流向广东,并以多种运销方式进行。广西运销广东的米谷每年可达200万石;贵州苗疆开辟后每年仍需广西调拨米谷10万石;湖南每年约有20万石运往广东,云南和广西省内的米谷运销不可胜计。粤盐在西江流域的运销,乾隆年间达到顶峰。粤盐运销伴随着多种方式,运销方式的变化反映出政府对盐政的探索。清代广西销售粤盐达162640道;云南滇西地区销售粤盐达200万斤;贵州自雍正年间开始,每年运销粤盐20万斤;湖南在清初消耗粤盐几近7万道。矿产作为战略和冶铸来源,滇铜外运每年可达120万斤;黑铅在广西省内运销约2万斤;白铅在广西运往广东每年约14万斤;其他如硝斤在西江流域的运销每年约有20万斤。大宗货物的运销对航道和航运条件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央的统筹之下,米谷、食盐和矿产成为国家战略资源调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反映出清代西江的运输水平。航运网络的形成是伴随着国家对航道的管理和运输的带动。清代西江流域,在广东地区的商品经济带动下,分工专业、互通有无,并以西江航运为纽带,实现整个流域的经济发展。在航运网络的形成过程中,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趋势加强,推动西江沿线经济多维市场格局的形成,并形成了沿江而建、区域中心模糊化的城市发展特点。文章以西江航道和航运条件、大宗商品运输及货流状况来审视西江航运的整体运行及其对沿线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在国家经略西南的大背景下,在对西江航道的疏浚和管理下,伴随着大宗商品的运输,由此对沿线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