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小组认定“孙杨拒绝兴奋剂检测并破坏血样瓶”的行为违反《国际游泳联合会反兴奋剂条例（FINA DC）》第2.5条“篡改或企图篡改兴奋剂管制过程中的任何环节以破坏兴奋剂管制过程”。FINA反兴奋剂小组的初裁小组及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的复裁小组分别就该案在“篡改”规则的认定和适用方面给予了不同见解,这引发了笔者对于“篡改”规则适用争议的关注。任何规则背后不外乎是各种法律制度所保护不同价值利益之间的博弈,就反兴奋剂领域,主要是打击兴奋剂违规和保障运动员人权之间的冲突,而近年来这一冲突逐渐显现于反兴奋剂法律制度改革中的方方面面,前者是国际传统反兴奋剂制度的法益核心,后者是制度改革的新兴方向。通过对比分析2015年和2021年《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篡改”规则在反兴奋剂法律价值观矫正的背景下,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运动员人权也难以在反兴奋剂法律中得到充分保障。因此本文以“孙杨案”为引入,围绕人权保护视角,一方面在价值维度下,提出反兴奋剂法律制度价值重构的想法,将“运动员人权价值”地位提升。另一方面在规则维度下,致力于对现有“篡改”规则模糊之处提出修改建议,以充分界定“篡改”规则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及其例外规则。同时应对在实践中“篡改”规则未能充分发挥效用的情况,笔者认为应结合国际人权法,在反兴奋剂领域逐步扩张运动员权利。从法律价值到制度实践,全方位探讨“篡改”规则不仅有利于我们充分解析“孙杨案”所对应的反兴奋剂实体规则,方便我们在反兴奋剂管制法律关系中进行利益重组,而且更是对运动员程序利益保护的一次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