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和能源物质资源匮乏问题日益严重,人类可持续发展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应运而生,成为未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方向。对中国而言,我国提出了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努力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并将该目标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我国“十四五”规划的重点任务。城市群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相邻城市形成的聚集体,由于空间组织紧凑,其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联系紧密且相互影响,成为低碳经济转型发展中密不可分的重要主体。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作为我国“首都经济圈”,是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但当前京津冀碳排放总量在全国的比例达到了1/5,高耗能、高排放问题突出。因此在国家“双碳”目标背景下,京津冀低碳经济协同发展成为了现阶段的工作重心。京津冀低碳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对其目前的发展状况予以评价,明晰低碳经济涉及到的具体方面以及其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现状,从而有助于客观准确的探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与不足,为各级政府制定低碳经济转型时间表和施工图提供量化依据,提高低碳经济工作的准确性。然而目前我国低碳经济的评估机制和方法尚未健全,被广泛应用的主成分分析法在计算综合得分时存在一些缺陷,现有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也没有根据时代新的战略要求予以及时更新,未能体现出当前“双碳”战略目标的发展要求,故评价结果无法体现出京津冀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现状及潜力,不能为京津冀“双碳”目标实现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失去了评价工作的时效意义。因此,本文首先将碳汇能力子系统和节能减排效率子系统纳入到了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当中,构建了适应我国现阶段“双碳”目标要求的评价体系,其中节能减排效率指标的核算采用的是DEA模型;其次,基于主成分—灰色关联度综合模型对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20年的低碳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予以评价,并且为了避免出现系统中某单个子系统的增长或者以牺牲其他子系统发展而换取个别子系统增长的不均衡现象,本文还测算了京津冀各城市低碳经济发展协调度,为综合评价结果提供了补充;最后,尽管低碳经济具有高复杂性和高系统性的特征,发展过程中涉及到诸多方面,但“低碳”是其永恒的发展要求,也是“双碳”目标的核心任务,在“双碳”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更应着重关注城市的“碳”现状。故本文还从地区和产业两个维度核算了京津冀2011-2020年的碳排放量,并基于LMDI法分别对京津冀三地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精确探究了各地区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强度变化趋势,提高了低碳经济发展中碳减排工作措施制定的实操性和合理性。本文的创新点有三个:1.在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方面,根据“双碳”目标背景更新了指标体系,使指标体系更加符合新时代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同时将节能减排效率指标也加入到了综合评价的研究框架当中,使效率评估和综合评价两种研究手段相互融合,起到互补的作用;2.在赋权方法方面,系统地梳理了主成分分析法在计算综合得分时的不足,将主成分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相融合,建立了主成分—灰色关联度综合评价模型。3.在研究内容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因系统中某单个子系统增长导致低碳经济“高水平”发展的现象,测算了城市低碳经济发展系统内部的协调度,为综合评价结果提供了补充。本文的研究结论分为三个部分。1.首先通过对京津冀地区低碳经济整体水平和系统内部发展的协调性予以评价,结果表明,北京市低碳经济整体发展处于高水平层次,但系统内部发展不均衡,表现出显著的“两极”特征;天津市低碳经济整体水平和系统协调度水平在京津冀地区均属于中等水平;河北省各城市表现参差不齐,秦皇岛市、张家口市和唐山市低碳经济整体水平较高,但秦皇岛市协调度极低,系统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廊坊市低碳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但协调度极高,呈现出系统内部各方面发展水平均较低的“均衡”现象。2.其次通过核算京津冀2011-2020年地区和产业两个维度的碳排放量,结果表明,河北省的碳排放量最高且远远超过京津两地;北京市的碳排放量近几年间均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天津市碳排放量甚至在2019-2020年出现了轻微的上升,主要是第二产业碳排放量上升所致;河北省第一产业与京津两地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减排空间。3.最后通过LMDI法分别对京津冀三地碳排放予以因素分解,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强度是三地碳排放主要的抑制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是主要的驱动因素;北京市近几年能源消费强度的抑制作用逐年减小,表明其依托于现有先进技术而获得的减排潜力正在不断收窄;相较于京津两地,产业结构效应对河北省的作用更显著;近几年三地经济发展水平效应均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印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北京市和天津市近几年人口规模出现了“文明效应”,人口规模开始成为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根据全文的研究结论,本文对京津冀低碳经济发展提出了差异化的对策建议,以期助力其尽快实现“双碳”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