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大众生活、报章媒体与设计教育是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精彩地呈现出现代艺术与城市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特别清楚地体现在被称为“杂志年”的1934年所刊行的近500份杂志的封面设计中。从1930年代开始,在鲁迅先生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艺术运动空前活跃。1934年出现的众多文艺生活杂志,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形成独特的“杂志年”现象。作为中国悠久的印刷文化的历史延伸,“杂志年”与16、17世纪晚明时代,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时代的市民文化形成了生动的对比。这种新的印刷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设计教育,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和上海、广州、北京,甚至东京等都市的读者产生了广泛的关联。如果对比1920年代初上海出现的“国画复活运动”、1930年代前期上海、广州、东京昙花一现的现代主义艺术新潮,这些象牙塔中的传统革新与新派实验,都无法与“杂志年”所形成的社会冲击力相提并论。这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普及现象代表了由艺术设计推进大众媒体和传播现代文学的趋势,使城市的劳苦大众也参与其中,成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史称“中华民国黄金十年”的文化亮点。在这新的趋势中,艺术与生活,即鲁迅先生所提倡的为生活而艺术的理念,蔚为大观。从中国早期图案教育的发展而言,便意味着视觉文化教育必须适应时代需要,为新生活而设计,由此暗合20世纪初德国包豪斯的设计理念,显示该设计学派在中国的思想影响。包豪斯理论长期在学术界被误解为纯粹的前卫运动,被认为是推崇“为艺术而艺术”,而“为生活而艺术”的理念没有受到重视。这种误解在所有关于中国现代设计的研究之中相当普遍。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本文以国立杭州艺专的艺术教育作为案例,回到中国现代艺术的教育现场,展开深入研究。国立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在1929年曾邀请在德国接受专业训练的日本设计师斋藤佳三作为图案教员。斋藤任职杭州期间,由于他对包豪斯和现代设计的全面了解,使得艺专学生注重正在发生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推进设计与大众文化的联系。从这一时期大众媒体杂志的封面设计的发展以及斋藤和同仁及学生在杭州和上海等地应用艺术领域的实践,可以寻觅其踪迹。在此,重新审视由世界一流的外籍教员和留学归来的中国艺术教育家所推行的在常规教学中涵盖纯艺术与应用艺术两方面内容,成为认识1930年代前期的高校艺术教学情况的关键所在。千禧年后,中国美术学院收藏的包豪斯的原创杰作,可以作为具体的参照,认识城市大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是如何经由包豪斯学派的范例而得到改善的,特别是在图案设计的理念上,将抽象艺术的手法,通过“杂志年”众多刊物的封面设计,与不同社会阶层的广大受众发生直接的关联。概言之,所有的艺术类学生通过接受应用艺术方面扎实的训练,学会用艺术服务社会。由于林风眠和陈之佛、斋藤佳三等重要美术教育家的提倡和示范,中国现代城市文化呈现出了纯艺术与商业艺术的大胆结合,展示出艺术与生活的内在关联,从而构成了与中国既往印刷文化的鲜明对照。正是这个在中国现代艺术非常重要却长期被忽视的层面,本文的考察为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展示了新的研究面向。更准确地说,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具体处理社会艺术史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不论“杂志年”何其短暂,它如黑暗中划破浩瀚夜空的一道流星,成为艺术社会学史上认识设计教育和大众生活关系的难得范例。1934年“杂志年”众多杂志封面的设计所取得重要的成就,在于它们努力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特别是针对来自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这在“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是非同寻常的文化建树,它不仅有力地强化了我们对“包豪斯学派在社会中真正代表了什么”的诠释,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方法的普世价值,激发我们用更宏观的眼光来考察现代世界设计史。不论是纯艺术还是应用艺术,进入20世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新时代,设计教育、大众媒体和现代消费文化融为一体,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艺术与生活关系的认识,也成为本文研究“杂志年”的价值所在和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