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馆是1636-1644年之间清与朝鲜宗藩关系体制初创期，极具特色的外交机构。通过对沈馆外交运作机制的研究，可以对既有东亚宗藩体制理论学说，作一定的补充、修正，对推动东亚宗藩体制理论研究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将沈馆置于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发生、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沈馆的设立、外交交涉活动，以及撤销前后清与朝鲜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全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四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同时对与本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介绍，总结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阐明本文的基本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介绍后金（清）与朝鲜宗藩关系形成的过程和沈馆设立的历史背景。清初（后金）与朝鲜的关系发展，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历程。16世纪以前，朝鲜将女真视作夷狄，是羁縻、防范的对象。16世纪建州女真的崛起使得东北亚传统的宗藩秩序崩溃，迫使朝鲜不得不调整原有的对北方女真政策，宣祖末期开始在以明朝为中心的东北亚宗藩秩序中，对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实行事大交邻政策。在后金与明的战争中，朝鲜实际上支持明朝。17世纪初萨尔浒战役以后，后金与朝鲜形成交邻关系。朝鲜仁祖利用政变推翻光海君后，极力维护明朝的宗藩秩序。后金为了维护其战略安全，发动丁卯之役，迫使朝鲜与后金结盟为兄弟关系。双方以江华盟约为基础建立相对平等的外交使臣往来制度。在政治关系上，后金则迫使朝鲜保持中立。但是这种兄弟关系仍然没有改变明朝为朝鲜宗主国的事实，双方围绕诸多问题摩擦不断。1636年，后金改名为清朝，发动丙子之役，迫使朝鲜称臣纳贡，承认清朝为宗主国，与明朝断绝关系。根据双方三田渡盟约的条款，朝鲜需向清朝派遣以昭显世子为代表的人质，沈馆外交的出现，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第二章，主要考察沈馆的建立与内部状况。作为议和条件，清朝提出要将朝鲜国王的长子、次子，以及三公六卿的儿子或弟弟带到清朝做人质。根据这一规定，朝鲜国王的长子、次子及其夫人，三公六卿的子弟，于1637年4月到沈阳入质，1644至45年之间陆续回国，结束人质生活。对于人质在沈阳期间的管理，清朝主要提供住房、供应饮食，朝鲜负责提供衣物、经费，承担一部分饮食。朝鲜入质人员分别居于沈馆与质子馆，其中在两国外交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沈馆。沈馆下属宰臣、侍讲院、翊卫司、译官、宣传官五个官属机构及官员。这五个部门各有分工，承担着朝鲜与清之间的外交交涉任务。世子在沈阳主要通过清朝户部官员进行交涉活动，并与清朝官员建立一定的私人关系。第三章，考察了沈馆的外交活动。在清与朝鲜确立宗藩关系之后，双方围绕三田渡盟约条款的实施，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活动，而沈馆人员直接参与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人口刷送、征兵、沈狱三大问题。从具体的交涉活动中可以看出，清与朝鲜之间的交涉主要通过沈馆进行。沈馆人员在交涉活动中，主要承担传达清朝、朝鲜两国的官方信息、探听清朝情报的职责，并代表朝鲜与清朝进行外交事务交涉。清朝视沈馆为朝鲜的代表，令其承担一些具体事务的实施。沈馆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逐渐建立起由清朝至朝鲜的信息沟通与处理渠道，日益受到清朝的重视，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第四章，主要考察沈馆的撤销与宗藩体制的发展。清世祖即位前后，对朝鲜的政策开始缓和，先后减免朝鲜贡物多次，并决定撤销沈馆、放还人质。清朝方面希望通过沈馆培植亲清的继承人，以稳固朝鲜对清朝的臣属关系，将希望寄托于在清朝入质八年的昭显世子。而朝鲜仁祖不愿看到世子及其沈馆人员，依靠清朝结成政治势力，故世子回国两国月以后死亡，世子嫔被处死，昭显世子的三个儿子被流放，其中长子、次子在流放地死亡。顺治六年（1649），凤林大君继位，史称孝宗。孝宗在意识形态上要求一雪国耻，脱离对清朝的臣属关系，提出“北伐论”。但此行动还在酝酿过程中，即被清朝通过“六使诘责”事件所打压。同时，朝鲜国内社会经济凋敝，国内反对战乱的呼吁高涨，孝宗的北伐论，以及清谈文人的事大尊周论只能空谈，无法付诸实施。在具体行动上，孝宗仍然对清朝坚持履行臣属义务。清朝对朝鲜采取严密监视的策略，并多次遣人征求物资，延续皇太极时期以威压制的对朝政策。但是，清世祖摆脱多尔衮的摄政，开始亲政以后，以明朝的继承者自居，塑造以礼制为中心的宗藩秩序，朝鲜也逐渐从心态上开始接受清朝的宗主国身份。双方宗藩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结语部分主要是综合四章的内容，总结沈馆在清与朝鲜宗藩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对沈馆做出一个总体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