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三十多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与低生育率等因素导致了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而性别结构失衡背景下所形成的男性婚姻挤压又迫使处于社会经济地位底层的农村男性陷入“失婚”的泥沼。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挤压态势的不断加剧以及负面效果显现，未来无法成婚的农村大龄男性群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并成为社会重要的特殊群体之一。然而相比较于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形势以及日益扩大的群体规模，当前的研究仍需不断丰富和完善。就婚姻挤压下的农村大龄男性而言，配偶、家庭和子女的缺失导致其养老资源、亲缘资源以及社会支持资源上的薄弱，在自身养老问题上面临重重阻碍。未来如何保障其基本生存发展需求成为个体、家庭和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因此，研究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的养老意愿，并进一步探讨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老来何依”这一现实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采用的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家庭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基于压力应对理论，探讨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的养老意愿。研究过程中主要借鉴已有研究框架，构建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养老压力应对的概念模型，结合描述性统计、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从主观婚姻挤压和客观婚姻挤压两种视角探讨婚姻挤压压力源、个体及家庭养老应对资源对其养老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婚姻挤压对养老应对资源和养老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论文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农村大龄男性对依靠子女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具有较强意愿。从总体来看，约四成农村大龄男性选择养老依靠子女，在诸多养老选择中占主要地位。分开来看，遭受到主观或客观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养老意愿为依靠子女的比例均在35%左右，而未遭受到婚姻挤压的人选择子女养老的比例较之更高。
　　第二，养老资源显著影响农村大龄男性的养老意愿，养老资源不足将导致更为消极的养老应对方式。基于养老压力应对模型分析，无论从客观婚姻挤压还是从主观婚姻挤压上看，具有养老资源相对优势的农村大龄男性更有可能自养。如有流动经历的农村大龄男性自养意识较强，但同时也对家庭养老模式有所期待。流动加强农村大龄男性在养老上的自养意识，但同时流动并未完全改变传统家庭养老意愿。从代际支持经济交换视角看，代际间的资源投入使农村大龄男性对子女履行赡养的责任和义务抱有期望。然而，对于养老资源不足的农村大龄男性，收入水平较低、健康状况较差以及年龄较大等都将导致其偏向于消极的应对方式。即对政府社会养老的刚性依赖加重，而不寻求自身及家庭资源积极应对养老问题。
　　第三，客观婚姻挤压对农村大龄男性的养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主观婚姻挤压仅有部分显著作用。从客观婚姻挤压指标上看，相比较于已婚男性，遭受到客观婚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在养老上更倾向于自己存款和社会养老；而从主观婚姻挤压指标上看，遭受到主观婚姻挤压并未表现出对养老意愿的较大影响，主观婚姻挤压下大龄男性在养老上倾向于依靠子女。可见，尽管多数农村大龄男性期望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但当主观的成婚困难感受逐渐发展为客观的未婚事实时，没有家庭与子女的支持，在传统家庭养老面前无能为力，农村大龄男性不得不转变自身养老压力应对方式，寻求自己存款及社会养老等途径解决养老难题。
　　第四，主客观婚姻挤压对养老资源与养老意愿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客观婚姻挤压即未婚减弱了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大龄男性选择子女养老的意愿。而主观婚姻挤压即感受成婚困难同样减弱了家庭中兄弟姐妹数较多的农村大龄男性选择子女养老的意愿。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仍处于未婚状态，成婚的可能性不断下降，期望的家庭养老无法落地。而兄弟姐妹数较多导致可获得的家庭资源和支持减少，感知到成婚困难加之缺乏家庭资源同样面临现实成婚困难，导致期望的家庭养老意愿减弱。
　　研究结论从压力应对理论视角揭示了婚姻挤压及养老应对资源对农村大龄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研究的主要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方对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养老难题的关注，积极探讨应对养老困境的途径与方法。为逐步健全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治理性别失衡负面社会后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