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蒂芬森是出生于英国的美籍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兼传播学家。他青年时代的主要研究兴趣在物理学领域，但正是由于量子物理学的深刻影响使得他逐步将研究兴趣从物理学领域转向了研究人类主观心理世界的心理学领域，这是其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向；斯蒂芬森于1935年在《自然》杂志上宣布发现了一种可将人类主观性进行操作性测量的Q方法的诞生，而一场围绕心理研究方法的论争却因为二战的爆发而被迫搁浅；战后，斯蒂芬森以英军驻印度准将的身份光荣退役并在英国学界有过短暂地复归，但复归不久他便渡海赴美，加盟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也就是在芝加哥他出版了令其威名远播的《行为研究：Q技术及其方法论》；7年后，斯蒂芬森却选择弃学从商，加盟了一家广告公司并担任广告研究总监，尽管他在广告界硕果累累，但不久他又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特聘教授身份在学界复出，而这次复出便成为其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重大转向：从心理学界转向传播学界。1958年，斯蒂芬森初入传播学界就对主流学界死盯着宏大的媒介效果研究不放表示质疑，他对于学界忽略娱乐与大众媒介的关系也困惑不解。鉴于此，随后斯蒂芬森针对这一缺陷相继在《新闻阅读的鲁登尼克理论》一文及《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在斯蒂芬森看来，与其将媒介视作功利性的工具，倒不如将它视作是自我取悦的玩具。他在《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中指出：“大众传播之最妙者，当是允许阅者沉浸于主观性游戏之中者。”一方面，游戏理论的灵感来源于荷兰学者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赫伊津哈推崇“游戏人”，借“游戏人”反对近代以来“理性人”与“工具人”对于人类游戏精神的压抑。斯蒂芬森从赫氏的作品中汲取了一种立足于文化人类学及人本心理学的人本主义研究视角，他借“游戏”彰显大众在面对媒介时的主动性、个体性、自由性，以及在使用媒介过程之中获得的传播快乐；另一方面，Q方法作为心理学界的一场令人措手不及的革命，该方法本身既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也可以视作一种理论，Q方法是一种科学地研究人类主观心理体验的革命性方法，它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统一，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它是对于传统“因素分析”方法的重要发展，它的特点就是尤其强调人类的主观性与个体性在科学研究之中的价值。从本质上而言，斯蒂芬森的传播游戏理论是一种反对主流科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科学人本主义范式”。如果我们再结合目前登陆中国传播学界不久的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来看，我们也可以将斯蒂芬森的游戏论称之为“传播游戏观”，更进一步而言，既然仪式即文化，而游戏又孕育文化，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将詹姆斯·凯瑞与威廉·斯蒂芬森的传播思想合二为一，统称为传播学研究的“新人本主义范式”，而在研究方法上则将阐释方法与Q方法充分结合起来。如果说斯蒂芬森的“游戏理论”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有点儿“不合时宜”的话，那么在网络时代滚滚来袭的今天，个性化、点对点、互动式的新媒介方式的涌现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播学的理论及现实语境。今天，我们重新发掘斯蒂芬森及其游戏理论无疑可以对传播学研究正在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及方法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