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投资和出口被誉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可是我国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1997年至2015年这将近20年的时间中消费率还有下降的趋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畸形的和不可持续的,于是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就十分有必要。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本身也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改善民众福利水平是许多人的理想与追求,消费所带来的效用会增进社会福利,同时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稳定。在普通家庭的消费水平得到提升之后,贫富差距也会相应缩小。要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就要明确影响它的因素。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不同阶段收入多少安排消费,以在收入能力弱的阶段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财富由各期收入中未消费部分积累而成,于是消费便能表示成家庭财富与收入的线性组合。广义的家庭财富包括物质财富与人力资本,在社会保障缺位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用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消费。人们还可以在收入不足时将物质财富变现以维持日常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庭保障,它蕴含于家庭的固有特征之中。本文把家庭和社会提供的保障区分开来,会同收入的影响,解释不同家庭消费水平的差异。实证检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根据中经网1990年至2016年的数据,第二部分利用CHFS的调查成果。前者为时间序列数据,后者为截面数据,二者相互印证与补充。文章依据数据特性的不同用到了协整检验、回归分析和分层线性模型,得出若干结论。抚养比对家庭消费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储蓄规模与社保基金收入与消费水平同步增长。反映家庭要素的五个解释变量(教育、房产、汽车、金融资产和存款)的增长都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消费的作用有所不同。社保虽然可以单独作用于消费,但它不能对除收入外的解释变量甚至储蓄的系数产生影响。这暗示了现阶段社保不能替代家庭自我保障,人们仍需要积累物质资产、提升自身素质以应对未来风险。参保并不一定能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仅参加一种社保的家庭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月均消费比无一人参加社保的家庭还要低。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它的效应很可能被积累财富、应对未来风险的冲动所掩盖。即使这是事实,也可以通过采取恰当措施打消人们对未来的忧虑,使家庭有与其收入相称的消费支出规模。文章可能的创新点是:1.在分析家庭时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描述其特征,并把这些特征和消费联系起来。如此操作的研究文献比较少,而单单考察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不足以反映家庭的全貌,因为这两个方面均能够影响人们的抗风险能力。2.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社保因素,根据家庭参保情况进行分层。这种做法不是单独考虑社保对消费的作用,而是将它嵌入模型之内,因为社保还有可能改变系数的大小。这样文章就通过分组将原有的回归模型层次化,来说明更多问题。在经过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实证检验之后,文章于所得结论基础上提出若干建议。提升居民消费水平需要从家庭和社会两方面同时下手。就家庭来说需要引导优质资源流入普通家庭、藏富于民,提升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消费潜力的释放。就社会来说应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对社保基金的投入。适当减轻参保人员缴费负担,以防参保人群的收入因入保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