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作为人民日报的子报,目前能够实现全境内自由流通的一份综合性国际新闻报纸,其在国际传播中的窗口性质不言而喻;在向公众传达“我者”和“他者”关系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纵观对《环球时报》的研究,绝大多数均是从作为新闻纸和观点纸的“我者”如何建构“他者”形象,即《环球时报》对其他国家形象的塑造角度作为出发点。《环球时报》另一大功能即如何传达“他者”眼中的“我者”形象则极少有研究者关注。《环球时报》第六版的“关注中国”栏目每天固定地选取其他国家对中国有关情况的报道进行编译,向读者呈现外媒眼中的中国。本研究选取2016年一整年“关注中国”栏目中有关城乡议题的编译新闻,并一一找出其外文来源文本,用叙事学的方法进行两者的对比研究。传统上对新闻编译的研究方法主要局限于翻译领域,即对译文“信”标准的观察,包括直译、意译等翻译策略。这种单从字句论文本的角度无法洞察文本与编译新闻文本隐藏的社会因素。在目前的编译实践中,编译新闻早已超脱出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更多的是以本民族的特定社会叙事逻辑在进行意义建构。新闻的编译者兼有新闻源文本解码者和新闻译文编码者的双重身份,并因编译实践的存在而实际上在跨文化传播中有一定的道德评判话语权。新闻编译者的新闻建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接收文本的公众对于“他者”和“我者”的认知。本文从《环球时报》关注中国栏目一年内关注城乡议题的报道入手,反向追溯其英文源文本,将文本作对比分析。探讨外文原文在建构中国城乡议题中所运用的叙事方式,并分析其背后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再以合理重构的方式探讨环球的译文叙事,对译文引导公众判断“我者”、“他者”间的关系再行评估。本研究认为,西方媒体在对我国城乡议题报道进行建构时,受其“例外论”元叙事与中国合作关系的双重影响倾向于将中国政府的形象建构为“充满挑战的,不能够切实体察民意甚至不作为的、极具权威和权力、负担颇重的”具有威权和负面色彩的框架,而在报道风格上则倾向运用人情味报道打动人心。《环球时报》在面对这种建构时,运用多种策略与源报道形成一种竞争叙事。而在面对城乡问题时,《环球时报》的编译新闻采取一种看似平衡的建构框架,倾向以“政策带问题”的方式塑造一个“从顶层设计出发解决民生问题”的政府,在报道风格上则采用“正剧式”叙述,拉远镜头模糊读者视线,力图从宏观角度刻画这一议题。《环球时报》的这种竞争叙事和建构与它的官方地位和喉舌性质不无关系,但是它在这一议题的呈现上并没有采取一味规避的策略,而是采取了一种似乎左右逢源的建构方式。这种在国内议题上用“政策带问题”的方式是否能够与中外关系上采取的“民族主义”式左右逢源策略相对应,不能进行武断的判断,但是这一角度对今后有关环球的研究可称为一种探索性的启发。从新闻编译的角度看,如果编译者对所有负面报道无区别对待,一味规避“他者”对“我者”的批评——包括有助于改善我国国内问题,提高发展水平的报道——久而久之,国内受众会对“他者”和“我者”的认知产生偏差。反之,如果编译者仅仅从文字转换的角度编译国际新闻,完全顺从于西方媒体的强势话语,同样会使受众走入另一个误区。如何尊重他者的差异和思维方式,尊重客观事实,同时甄别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这应该是《环球时报》编译者、运营者所要继续追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