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世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趋显著，各国均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面对日愈严峻的老龄化问题，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我国作为世界上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党和中央关注的重点之一，其中农民作为“三农”的人之根本，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更是政府工作的重心。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里年轻人外出务工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空巢老人的情况也越发严重，农民的养老困境已经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建立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也是维护农村的安定团结、发展农业的稳定增收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起步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摸索和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为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我国曾运用五保供养制度和集体分配方式构建集体养老模式，从1986年开始正式开启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尝试和探索，并先后经过了“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个人储蓄养老模式的老农保、“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养老模式的新农保以及新农保与城居保合并实施的城乡居保三个阶段。在老农保的实施阶段，由于老农保从筹资角度来看是自我储蓄式的养老保险，村民的参保积极性普遍不高，加之经济环境的变动，1999年便被要求全面整顿，农保工作也相应进入停滞阶段。在新农保与城乡居保实施过程中，本着“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政策原则，各项补贴指标不断调整，基础养老金从最初的55元/月到70元/月，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补贴也开始采用阶梯型金额补贴，村民的参保率在政策的不断完善过程中逐年提高。　　农村养老保险作为保障农村居民年老生活的惠民政策，具有鲜明的伦理特征和动因。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农村养老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所需，是一项帮助弱势群体、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具有人道主义及社会公平内涵的政策制度；从政策实施角度来看，农村养老保险作为政府在社会养老方面对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和延伸内容，村民的思想观念以及政府的管理内容直接影响着农村养老保险的实施情况。就目前农村养老保险的实施情况而言，村民的参保积极性并不高，从重庆市选取的四个行政村的调查结果中表明，村民的参保率仅为33.75%，在未参保的村民中选择家庭养老方式的村民占比高达29.69%，说明养老观念对村民的参保行为具有较大影响，因此，从伦理角度研究农村养老保险具有现实意义。　　为理清伦理因素与农村养老保险问题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在背景论述及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本文从农村伦理的内涵出发，对农村伦理的传统内容及变化进行梳理阐述，结合重庆市现阶段城乡居保的政策内容，以重庆市的邓家坝村、大垭村、保觉村、木良村作为样本点对相关伦理内容和参保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利用统计工具分析伦理因素如何影响村民的参保行为。在数据分析阶段，采用统计软件SPSS作为辅助手段，选取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数据回归，探索影响村民参保行为的伦理因素及作用机制，为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内容的对策建议提供数据支持。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历史演变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本部分先就农村养老保险的历史沿革进行了一番梳理，包括集体养老、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以及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四个阶段，再对新农保实施以来的参保成果进行列表展示，从参保人数的变化上可以看出新农保逐渐被村民所接受，最后结合实施现状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情况发现城乡居保下的新农保存在着村民参保档次较低、养老金保障水平不足、基金的保值增值性能较低、部分基层干部工作不到位以及缺乏法律的权威性保护等问题。　　第二部分是关于伦理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阐述。本部分简要介绍了农村伦理的内容，将农村伦理分为生产伦理、家庭伦理、消费伦理、交往伦理、财富伦理、宗教伦理以及管理伦理七大类别，在介绍各类伦理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农村伦理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和作用。在家庭伦理方面，“父慈子孝”要求农村养老保险的内容仅作为家庭养老的延伸，养儿防老的思想降低了村民的参保积极性；消费伦理、交往伦理的变化促进了村民的参保积极性；财富伦理对养老基金的管理提出了增值要求，对村民的参保行为具有不确定的影响作用；宗教信仰对教徒参保具有消极影响；而管理伦理则贯彻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基于重庆市的实施情况，研究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现状及影响村民参保因素的实证分析。本部分先就对重庆市城乡居保的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并结合样本区域的调查数据，分析重庆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现状。　　在样本区域的选择中，结合重庆“一圈两翼”的发展战略和“五大功能区”的区域划分情况，选取巴南区二圣镇的邓家坝村、万州区弹子镇的大垭村、綦江区永新镇的保觉村以及黔江区沙坝乡的木良村四个行政村作样本点。通过发放问卷和个别村民访谈的形式采集研究所需数据，问卷涉及数据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农村伦理内容、村民的参保情况及原因四个方面。对采集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后发现，样本区域的四个行政村的农村养老保险实施情况存在参保率较低及参保档次不高的问题。　　在实证分析部分，将伦理因素与村民的参保情况进行交叉列表分析，再运用统计工具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出影响村民参保决定的伦理因素及作用机制。　　在交叉列表分析方面，通过对问卷中的伦理因素数据与村民参保决定的逐个列表分析中发现，消费伦理、宗教伦理、财富伦理及管理伦理与参保情况有一定的联系。其中消费伦理中的人情消费压力和管理伦理中的政策了解度与村民的参保选择存在正向联系，即人情消费压力越大或者政策了解度越高，村民参与农村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大；宗教伦理中的宗教信仰和信仰支出与村民的参保选择存在负向联系，即具有宗教信仰的村民和信仰支出较高的村民的参保积极性较低；财富伦理中的存款额与村民的参保选择的关系为在一定范围内村民的参保积极性随存款额的增加而增加，超过一定范围后，随着存款额的增加呈下降趋势。　　在对采集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方面，采用二元Logistic分析方法，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样本区域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宗教伦理因素中的宗教信仰、信仰支出对村民参保行为有消极影响，交往伦理中的人际关系、管理伦理中的政策了解度对村民的参保行为有积极影响，其中宗教信仰的消极影响大于信仰支出，政策了解度的积极影响大于人际关系，宗教信仰和信仰支出带来的影响效应均大于政策了解度和人际关系。　　第四部分，在调查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农村伦理情况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的对策建议。在家庭伦理方面，改变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树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科学养老观；在消费伦理方面，政府应提高最低档次的缴费额度,加大档次间的补贴差额，建立具有长效激励机制的制度内容；在交往伦理方面，应加快农村养老保险立法进程，给予村民稳定持有的契约效力；在财富伦理方面，政府应秉承财富的致富观和使用观，对养老基金进行合理的投资管理行为，完善基金的管理体系；在宗教伦理方面，将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以及宗教内的互助养老相结合，建立科学的综合养老体系；在管理伦理方面，政府应加强政策宣传、建立公开的监督平台，以提高村民的参保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