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前后和2015年前后,我国股市经历了两次激烈动荡,股价暴跌、崩盘,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使其投资信心锐减,同时影响了企业的持续健康经营,也波及了实体经济发展。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全面加速推进,“注册制”背景下,市场准入条件放宽,上市企业鱼龙混杂,对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学者着眼于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希望从微观企业自身出发,研究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和防范方法。与此同时,近两年,新冠疫情反复、灾害频发,企业捐赠也成为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对象。企业是我国慈善捐赠事业的中流砥柱,2020年我国企业捐赠款物1218.11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慈善捐赠,但企业捐赠的动机和带来的经济后果却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企业捐赠会对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既有文献对企业参与捐赠的原因与社会经济后果、股票价格崩盘的产生机理与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大量探讨,也有研究者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股票价格崩盘风险联系在一起,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参考。本文探寻了企业捐赠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理论逻辑和内在机制,提出企业捐赠可能通过监督效应、资源效应、投资者情绪效应三条路径影响股价崩盘风险。随后本文使用A股上市公司2008年-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捐赠可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且监督效应、资源效应和投资者情绪效应均成立。企业捐赠可以强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作用,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企业捐赠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政府补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升企业绩效,从而规避股价崩盘。另一方面,企业捐赠导致的投资者乐观情绪会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企业捐赠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以上结论在修正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研究。将企业捐赠与企业其他社会责任承担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它们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区别仅在于,企业其他社会责任承担情况的投资者情绪效应不显著。此外,本文还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媒体关注度越高的企业,企业捐赠带来的监督效应越强,股价崩盘风险越低;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通过捐赠获取政府补助,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更容易发挥社会网络优势,提升经营效率,防范经营风险,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亏损企业捐赠更容易诱发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加剧股价崩盘风险。企业其他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不会对投资者情绪效应产生调节作用,侧面反映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捐赠的反应更多基于财务视角而非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视角,投资者对企业捐赠动机关注较少。文章研究内容表明,在监督效应、资源效应、投资者情绪效应的综合作用下,企业捐赠确实可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且存在媒体关注度、企业资源禀赋、企业经营状况异质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企业、投资者、监管部门角度给出了针对性建议,希望企业结合自身能力合理制定捐赠策略,做好信息披露;投资者在理性思考、综合评价企业捐赠行为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避免盲目乐观;政府、审计机构、证监会也应各司其职,通过多方努力,共同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助力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