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形成至今,争议不断。其中最大的争议焦点在于,和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相比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狭窄得多,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长期被附带民事诉讼排除在外。支持者认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如果可以主张,将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架空;附带民事诉讼本身就容易出现“空判”、“执行难”,如果可以主张,将会使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加无法得到保障。事实上,在“保障人权”已经写入《宪法》,且《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被侵害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现实大环境下,仍然固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观点,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也直接导致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深陷困境之中,严重影响到我国司法公信力。是彻底废除这一制度,“让刑事的归刑事,民事的归民事”,还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改良,将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予以扩张,纳入精神损害赔偿,各方观点莫衷一是。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回顾和考察。正是通过这样的回顾和考察,可以发现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诸如古代的诸法合体,刑民不分以及传统的刑事和解。如果不顾现实国情,彻底抛弃、废除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武断借用国外刑民分离的模式,在刑事部分已经判决的情况下,即使在民事判决部分支持了精神损害赔偿,但被告人通常会存在抵触情绪,不愿主动履行民事部分的裁决,刑事被害人的利益也更难得到保障。故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争议40多年来,立法机关并没有贸然采纳“刑民分离”这样一种激进改革方案。在立法部门未对刑事法律进行修改的情况下,我国的司法实务部门坚持从国情出发,立足本土,面对现实,提出了更加符合国情的解决方案,以便进一步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例如,对于刑事被害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解释中将“不予受理”变更为“一般不予受理”,有意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扩张留了一道出口。此外,法院对刑事被害人采取的司法救助措施,以及具有创新性的普惠制托底型的司法救助保险等配套措施,就是为了补齐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赔偿范围方面的不足,而自发进行的本土化探索和改革。总而言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仍是民事诉讼,其赔偿范围应该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虽然因此陷入困境,但远没有到立即废除的程度。法律的完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保持一致。综合考虑我国现有国情和司法审判实践等多种因素,不建议立刻就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而是应等待司法环境允许时再进行考虑。同时,在立法修改前,国家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和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司法救助保险等配套措施,以妥善化解矛盾,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