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溺”是福泽谕吉在前期的理论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但这一词语并不是他原创的,它在根本上是一个汉语文言词汇,并在后世的流变中逐渐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内涵。总体而言,在中国,对它的运用偏向于“溺”之一字,而在日本则偏向于“惑”之一字。福泽谕吉对这一词语的运用具有着鲜明的启蒙意味,他借用这一词语实际上是在批判那种缺少怀疑与批判意识的传统性精神。需要注意的是,对“惑溺”问题的揭露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于福泽谕吉那里的偶然性现象,对相似问题的批判也推动了西欧近代启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惑溺”在现实中表现为不重视事物的外部效用而轻信、盲信事物本身的民众精神状态,由于其导致的客观结果是事物价值的内在化,因而也被称为价值的内在化“惑溺”。福泽谕吉的整个启蒙思想体系,特别是“文明论”思想都是以对这种精神问题的分析、理解与克服为核心线索而构建起来的。“文明论”是他整个思想理论的结晶,凝聚了三次西洋游历思想认识的精华,正像他本人所定义的那样,“文明论”不过是一种“群众精神发展论”,也就是说,他的启蒙思想虽然包罗万象,但都不能脱离民众精神的发展进步的根本指向。民众的精神发展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即是日本国民精神的现代化,而这也能鲜明的体现他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实际身份。福泽谕吉所意欲的超离“惑溺”的精神现代化实践,在动力上寻求资产阶级启蒙知识份子英雄式的教化作用,因此,实践的主体也只能是为数不多的觉醒了的社会阶层中的先进人物。同时,他还把实践的条件规定为“权力的偏重”现象的破除与民众智德水平的普遍进步,又把实践的目标指向为以资本主义式的文明的精神取代传统社会的野蛮的精神。诚然,福泽谕吉的认识在那个年代具有着鲜明的批判性与进步性,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阶级身份也现实的决定了,福泽谕吉的超离“惑溺”思想必然带有相当程度的阶级局限性。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立场,必须要指出的是,福泽在超离“惑溺”的实践构造中,一是将实践动力“英雄”化了,即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二是将实践条件片段化、表面化了,即忽视了人类社会转型的整体性与有机性;三是在实践目标上具有先天不足,因为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所谓“文明的精神”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批判的对象。同时,福泽谕吉对于“文明的精神”的片面推崇导致其陷入了另一重“惑溺”状态。正是这一“惑溺”状态为他赋予了极具功利性的工具理性思维,这在客观上引起了他的思想前后期的巨大变动。福泽谕吉的超离“惑溺”思想及这种思想所暴露出来的内在的固有的理论缺陷启示我们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开辟社会主义的国民精神现代化的“实践”进路。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精神现代化要以推动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为根本前提,这又客观的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还要为这一实践赋予一种综合了类与个体自由的价值属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向度。总之,研究福泽谕吉的超离“惑溺”思想对于界定福泽谕吉启蒙思想的核心议题、确证福泽谕吉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阶级实质以及超越这一“启蒙”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认识与理解,特别是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精神现代化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