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经济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张,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断增强,更是有望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与新引擎。近年来,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早已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半数,我国数字经济的增值规模也在去年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高达三成有余。数字经济是由经济数字化带来的一系列新经济态势的总称,其中跨境远程服务作为其典型的活动内容。跨境远程服务是跨境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之一,是指从一成员国境内向另一成员国境内提供服务。根据提供服务的内容不同,跨境远程服务包括跨境广告、跨境销售、跨境咨询、跨境教育等服务。在过去五年内,我国网络广告、电子商务规模连年攀升,销售总额相当可观。目前,跨境远程服务的存在基础已然不与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下的内在逻辑相统一、相适应。从本质上而言,跨境远程服务强烈依赖于科学技术,其存在的物质基础表现为各类虚拟数字平台的开发与投放。然而,传统国际税收规则的内在逻辑以任何实体场所、机构的存在为起点,无实体存在的数字经济因而游离于现行规则的规制范围之外。从纳税人层面而言,这是一把双刃剑,纳税人在成为制度滞后的直接受益人的同时,其面临的企业税务风险也将大大提升。从国家层面而言,传统国际税收规则的局限性可能意味着全球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不仅是对发达国家的一场冲击,也是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一次机遇。从社会层面而言,各国消费个体作为最后的税负承担者,在支付能力上受到直接影响。本文将以跨境远程服务为对象展开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征税问题研究,一方面论述市场国在数字经济下新征税权的合理性,试图为地域税收管辖权的演化解释提供可能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提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税收政策,为我国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可能的现实参考意义。本文主要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进行研究。在案例上,本文选取了两项典型的数字经济税收案例,即印度花商案和日本线下仓库案,分别探讨了跨境广告和跨境销售在实践中面临的税收困境。此外,本文也对国际上的各类数字经济税收方案进行了多维比较,全面评析各多边方案与单边方案的优势与劣势,以可能为我国所借鉴。立足于我国国情,本文分阶段提出了我国的数字经济应对方案。首先,在短期内,建议我国暂不开征单边数字税或类似税收,并通过“一案一议”解决目前的税收争议。其次,在中期内,建议我国适当转化适用BEPS行动计划七的修改意见,增加辅助性、准备性常设机构的测试条款,同时新增技术服务费条款,对技术及相关服务征收预提税。最后,在长期内,建议我国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税收规则,推动全球税收信息交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