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利益、观念和势力不断摩擦和碰撞,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凸显,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尤其是,农村社会矛盾仍旧十分突出,农民的利益需求未能得到及时满足,针对基层政府组织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既反映了各方利益和势力的冲突,也表明了农民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不信任程度不断加深。然而同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均离不开农村社会和政治的稳定。“郡县治,则天下安”,增强农民对地方和基层政府的信任感,将有利于改善基层政府的治理环境,提高农村治理绩效,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有力地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与稳定,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基于上述背景和理由,本文综合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对江西省贵县、泰县的二十多个村庄的部分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农民的政治信任状况与个体变量具有关联性,在不同的群体、宗教组织之间,农民政治信任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社会传统与信任心理对农民政治信任状况有着显著影响,分别表现出“关系网络”和“层级结构”的信任心理特征；农民政治信任具有“人格化”特征,即农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人格化”为其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农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很不相同,呈现出“递进式”的层级结构特征。本文分为三大部分：导论、止文和结论与展望。其中,正文共有六章,分别从信任概念和类型、农民政治信任的群体特征、层级差异、组织分化、机理和逻辑以及重建路径等六个方面进行讨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缘由、价值、研究现状、研究样本、研究方法、篇章结构及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章首先阐释了信任与政治信任的概念,指出,政治信任是指公民个体或群体对政治行为者、政府、政党、政治制度和政治系统的一种心理和态度,一般不包括政府对公民的信任。在此基础上,还从社会分层、政府分层、群体分布、组织分化等方面讨论了农民政治信任的分层标准和依据。第二章分析了农民政治信任的群体特征。指出,农村精英和大众的政治信任状况具有显著差异,即社会地位更高的农村精英,其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而社会地位较低的普通大众,则信任程度较低；对于高层政府、基层政府及执政党,农村男性比女性均表现出更高的信任度,显示了“普遍信任”与农民政治信任之间的正关联性；对于执政党和高层政府,流动农民和普通农民信任差异不显著,但对于基层政府和一般官员,流动农民的信任程度明显较低。第三章分析了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特征。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形成了显著的“递进式”分层结构特征,即农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依次为省级政府、县(市)政府、乡镇政府。由于在普通农民与政府官员之间、政府官员相互之间形成了权力的“关系网络”,大多数农民更为信任距离自己较远的政府,而对自己身边的政府则不太信任。这也使得大多数上访农民倾向于选择“越级上访”。第四章分析了农民政治信任的组织分化。认为,大姓和小姓宗族的信任差异主要表现在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上,而对于高层政府,两者并无显著的信任差异；佛教徒比基督教徒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略高,随着政府层级的递减,两者差异更加明显。而未信教农民与佛教徒则无显著的信任差异；对待基督宗教及其信徒,要规范、引导、包容和扶助,以增强其政治认同。第五章归纳和揭示了农民政治信任的基本特征、体制环境、心理结构和社会基础。并认为,农民政治信任具有多样性与统一性、道德化与理性化及人格化与制度化的特征,其中,其“人格化”特征甚为显著；农民对政府官员的信任表现出“关系网络”特征,即农民对与自己关系愈亲近的官员及其所代表的政府机构愈加信任。农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表现出递进式的“层级结构”特征,即农民通常对距离自己越远的政府越信任,而对自己身边的政府则不太信任。高层政府利用其对财政和信息资源的掌控优势,成功地塑造了其良好的政治形象,从而反衬出基层政府糟糕的政治形象,最终导致农民对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农民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深受社会信任状况的影响,这种信任是个别的、特殊的而非普遍的信任,因而无法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稳定的政治信任。相反,制度或规则具有稳定、理性的优势,对其信任可以成为一种结构性的信任。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以“人格化”为特征的信任结构亟待转变为以“制度化”为特征的信任结构。第六章指出了重建农民政治信任的路径。本文从民生、民权和民主三个维度讨论了农民政治信任的重建路径,即要构建民生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要进一步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牢固树立法制的权威,以确保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要积极推行协商民主,鼓励和支持农民参与公共治理,进而提升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