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自“五四”运动至今，《毛诗正义》的研究经历了“沉寂”、“复苏”、“发展”和“小高潮”四个阶段，尤其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出飞跃式的发展态势，而且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文本特点，为解决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拟作“文献研究”和“经学研究”两部分。文献研究是出发点，分别从背景、作者、版本、体例和引书等角度进行考察，并试图纠正目前《正义》研究中的诸多偏差；经学研究则是在理论层面上主要突出经学成就和文学思想，一则客观评价《正义》所涉及《诗》学的基本问题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一则客观考察《正义》在解经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及其价值。本文将每一个问题放置在历史的线索中和时代的背景上，进行归纳、比较和考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第一章：《毛诗正义》的编撰性质。《正义》具有官学性质。贞观集团，选择儒学作为整合文化的指导思想。为了恢复儒学的地位，他们大造尊孔崇儒的舆论，兴办学校，恢复科举制度，整理图书，统一教材。初唐复兴儒学的计划，由指导思想的确立到具体措施的实行，环环相扣，而《毛诗正义》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它是儒学复兴方针的落脚处，又是阐发儒家义理、进行《诗》教的出发点。因此，《毛诗正义》负载着官方的意识需求。《正义》偏重北学性质。初唐实行整合南北、各取所长的文化政策，努力以北学的朴实来矫正南学的浮夸。在南北趋向平衡的《五经正义》中，《毛诗正义》带有明显的北学倾向：从所依传、注、义疏来看，《毛传》、《郑笺》是北学：二刘底本以北学为根基。从编撰者来看，孔颖达、齐威和王德韶都是北方人，师承北学。因此，《毛诗正义》更多保持了北学特性。通过考察《正义》对底本的处理方式，我们认为，《正义》不是抄袭之作，而是经典的再创作。《正义》的作者具有主导性和群体性。颜师古亦为硕学鸿儒，但是“才余于德”，按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五经正义》真正的领衔主编是孔颖达。孔门之后的身份，名噪全国的声誉，太宗的鼎力扶持，使孔颖达很快走上学术领军人物的地位。在《毛诗正义》的编撰中，齐威是真正的主撰人，王德韶是主要的参与者。从底本的选择到内容删改的全过程，孔颖达集思广益，不敢自专，体现了他谨严、客观的求是精神。第二章：《毛诗正义》的版本和体例。《毛诗正义》单疏本。此类版本久失考察。本文认为《正义》单疏本可分为两大体系：唐写本和宋刻本。唐写本包括已发现的敦煌残卷以及保存在日本的残卷。宋刻本中，北宋淳化刻本早已亡佚，南宋绍兴原刻孤本残卷保存在日本，日本尚有和刻本，我国亦有嘉业堂影印本。此外，宋刻单疏本中还有蜀本，但已不存。今天，《毛诗正义》单疏本尽管无一完帙，但依然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并能借其残编窥《毛诗正义》之原貌。“正义”的流变。唐以前“正义”基本上专用来修饰儒家经典，《五经正义》始用“正义”作为阐释体例和阐释文本的题目。《正义》之名，由官方认定，旨在正名，止息纷争，巩固思想统治。《五经正义》后，“正义”成为经典阐释的一种常用的体例形式。但在儒家经典的阐释著作中，“正义”有一些变称，自南宋初年浙东茶监司合刻注、疏之后，学林遂亦称正义曰“疏”。其体例也由原来的单疏本，变成“注”、“疏”合刊本。注疏的分合。《毛诗正义》体例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自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后来注疏本之祖。注疏合刊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注疏合刊，为阅读提供很大便利。而割裂《正义》原貌，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正义与注疏混称之病。卷变的问题。《毛诗正义》的卷数，“四十卷”实有两说，文澜阁之四十卷虽然与单疏本同，但分卷之起止并不完全一致。“七十卷”为“二十卷”之子卷。“三十三卷”为四十之残卷。“二十四卷”只是缪载。注疏的分合与版本的不同只是卷变的表象，根本原因则是分卷依据的不同。《正义》的卷变，为我们考察《诗》学取向与兴衰的规律、纠正称卷的谬误、恢复《毛诗正义》卷例的旧貌，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第三章：《毛诗正义》的引书价值。我们首先纠正《毛诗注疏引书引得》的体例认识错误，并指出其误增和遗漏问题。《正义》保存了汉魏以来大量的《诗》学和郑学著作，以及其他的经、史、子、集著作。通过《正义》引书的考察，我们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1)关于汉魏六朝《诗》学发展的规律。“三家诗”式微，“毛诗”独盛不衰；在《诗》学从两汉传注训诂到南朝义理发展的过程中，魏晋论辩之学起到了搭建桥梁的作用。(2)关于《毛诗正义》的构成特点。《正义》的取材具有广泛性；《正义》本质是经学的；《正义》具有突出的礼学、训诂学和谶纬等特征。(3)关于《毛诗正义》与《毛诗释文》的关系。《正义》的成书和《释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古代学术著作引用文献具有随意性；《正义》与《释文》学术取向不同；利用《正义》与《释文》引文的互补性考证引文的作者。第四章：《毛诗正义》的经学成就。《正义》对《诗经》汉学的统一：(1)《诗》学体系的建构。从外部看，魏晋以来，《诗》学日益被边缘化，《正义》通过与《易》学、《礼》学建立联系，从而使《诗》学的发展在方法和资源上获得新的增长点。从内部看，《正义》采用了提纲挈领的组织方法、编排出井然有序的《诗》学体例，从而建构了能够涵盖一切传统《诗》学的体系。(2)《诗》学权威的树立。《正义》将《诗序》的作者权赋予子夏，发挥了偶像的力量；调和毛、郑异说，维护了传统的权威。(3)《诗》学指向的确定。提出“诗人救世”说，进一步发挥《诗》的美刺作用，并规范诗歌创作。《正义》对《诗经》汉学的发展：(1)《诗序》观。《正义》始有首序和续序的意识，认为续序是对首序的申说或补充，启发后人对《诗序》的结构继续作深入探讨。《正义》发现了序与诗的矛盾，启发后人疑《序》。(2)编次观。《正义》深入揭示《诗经》文本编排的本质，拯救了《诗》学权威。《正义》反复强调《诗经》文本编排的序列，发挥经学大义，从而开拓《诗》学研究的新领域。(3)体用观。《正义》在六朝文论和哲学思辨的基础上，提出三体三用说，从而解决了传统《诗》学六义观的一系列悬疑。《正义》对《诗经》汉学的批评：(1)对《毛传》、《郑笺》的批评，包括文献、文学和经义等，即使对《诗序》和经文也有所怀疑。从而说明，《正义》具有多元性的阐释原则和客观求是的精神。(2)对“孔子删《诗》”说提出质疑。孔颖达仍然坚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对于孔子与《诗经》成书关系的论述，基本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它的发生主要在于，六朝以来，学术创新的思想一直没有间断；古文学派具有客观求是的精神。第五章：《毛诗正义》解经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情志观。《正义》是在经学的框架内引“情”入“志”，又在六朝诗论的框架内引“志”入“情”，从而矫正陆机以来的“缘情”说，使之向两汉的“言志”说回归。尽管是为更好地体现《诗》的政治功能，却深入到《诗》形式层面的诸多特点，揭示出属于文学《诗》的若干内容。他的重点不是张扬文学性，而是“情志一也”。这里的“情”，更多的是由一般个人的“情”，上升为、或改变为符合政治要求的普通的“情”。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行为过程和最终的理论终点不尽相同。《正义》是当时学者、文人的必读之书，理应受到情志观的影响。比兴观。我们发现，在陈子昂之前《正义》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比兴理论：它继承了孔子、毛亨政教说“兴”的指导思想，接受了“譬喻”和“发端”两个特点，修正了二郑区别比兴的胶着，认为比兴一体。在刘勰以《易》象释《诗》兴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自觉地从理论上贯通《诗》、《易》，明确提出“兴必取象”的观点，而在取象的方法上，又深入到诗的语境和意象。《正义》“直陈为正”的思想，成为赋、比、兴手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主张承续和发扬毛、郑以来的美刺谏诤精神，将隐含在物象之中的深意外化出来。《正义》的比兴观，不仅扩大了兴的范围，而且对唐代诗人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发生潜在或直接的影响。语境观。《正义》的作者们，立足文本，在诗的上下文所构成的语境中阐释经义，基本上有助于我们了解《诗》的本义，判断传统《诗》学的是非，而有些甚或歪曲《诗》的本义。但无论如何，是一种“文学”的阐释。而在寻求本义，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正义》更深刻地体认到《诗经》的结构特点，进一步丰富了《诗》学的语境理论，并对朱熹等后人的解《诗》产生了重要影响。结语：通过以上文献、经学成就和文学思想各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毛诗正义》的经学思想张扬着理性精神，表现出集大成的气魄，对《诗》的文学性的认识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而其文学思想始终是指向经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