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三个重要论断与导向:第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我国宏观经济供求结构矛盾的深入研判。第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持续成为我国有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第三,“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这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意义重大。综合考量上述三点,聚焦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持续推进,按照“顶层设计”的思路可形成如下发展逻辑:当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需要切实稳定增加家庭的财富积累、特别是财产性收入,这正是解决当下“需要”和“发展”矛盾之间的重要举措。首先,文章基于CHIP数据对我国家庭信任度、人力资本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进而从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阐述,并通过耦合分析进行了简单的验证。其次,以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概率和参与度两方面作为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情况的代理变量,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从城乡角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情况进行分析。随后,将全国家庭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划分,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协调性分析。结果表明,首先,城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参与概率和参与度均高于农村家庭;其次,信任度和人力资本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会促进信任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参与概率和参与度的边际影响,且其信任度会促进人力资本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边际影响,故提高家庭的信任度和人力资本水平将会有效提高城乡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能力;再次,相比于东部地区,家庭信任度水平的提高对中、西部地区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度的边际影响更小,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其边际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