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文坛上,张贤亮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他是引发新时期文坛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另一方面,在批判极“左”路线对人性的压抑、知识分子的反思与忏悔方面,他代表了一批同样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本文从张贤亮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出发,选取苦难、忏悔、民众等几个关键词作为视角切入口,在立足分析“知识分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基础上,从几个维度的论述来探讨“知识分子何以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和“怎样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在张贤亮的笔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归属感的确立经历了两个阶段：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的沉睡,并转而向民众认同；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觉醒,并对民众的超越。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苦难是导致知识分子独立的身份意识转变的中介,忏悔是知识分子身份归属感确立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知识分子忏悔的对象是民众。论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章通过对《灵与肉》、“章永磷”系列的文本分析,探讨了苦难在主人公身份意识演变的两个阶段中所起的作用：在第一阶段,苦难扮演了促成主人公自我否定的中介,将主人公从原来的“精神贵族”的位置上拉下来,解除了原有的关于自我、人生、社会的职责意识；在第二阶段,苦难被主体当做自我实现和超越的对象与途径,通过对女性与自我的超越,苦难孕育出作为确认个体知识分子的人格身份的内在动力和内在需要。通过对苦难的言说,张贤亮发掘了苦难对于现实生存的生命意义,并表达了对于苦难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苦难年代的社会历史意义的关注。第二章论述作家作品中忏悔的被消解。论文通过纵向梳理忏悔在中西方宗教和文学中的发展,得出中国文学意义上的忏悔的不同之处：知识分子身份的“原罪感”以及忏悔的对象是民众。同时,论文认为张贤亮作品中忏悔被消解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对知识分子归置的变迁,导致知识分子为了重新寻找生存空间和身份归属意识,而做出的认同国家伦理超越人民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特殊的生存环境和“资产阶级右派”的身份,二者与知识分子的传统“救世”责任感所产生的尖锐对立。第三章论述了苦难、忏悔的主体和对象：知识分子和民众。本章从这两个阶层的称谓以及两者关系的历史变迁出发,认为张贤亮笔下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其实可以转化为“儿女与母亲”关系的神话叙事,分析了在向人民认同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产生的内在矛盾与困惑。在向人民认同与坚守知识分子自我之间存在悖论的现象下,张贤亮的选择是后者：保持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