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革命精英型领袖走下政治舞台,中国的军政关系已经难以被视为一种“共生型关系”。因此在以技术专家为主的政治家群体上台前后,观察者们纷纷对他们是否能保证军队受控表示担忧和质疑,有人还认为中国将面临着军队颠覆现有政治秩序甚至是军事政变的风险。然而,这种状况在现实中却没有发生。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从1989年至今,中国的军政关系已经保持了二十余年的稳定状态。本文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中国军政关系“既发生了变迁又保持了稳定”的现象所驱动。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提出了一个以行动者为起点的分析动态变迁的框架。而在其中,源自政治精英改变或维持政治结构偏好的“威胁感知”是决定军队发展逻辑和军政关系形态的关键。1949年建国之后,毛泽东逐渐构建起一种“革命政治结构”,并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大战将临”的威胁感知。由此,军队发展逻辑被修正为“政治挂帅”,并强调人力与革命经验在军队发展和未来战争中的作用。此时的中国军政关系是一种革命精英与“人力-经验型”军队的关系,其基础时共同的革命经历与“革命任务”。“文革”的爆发使得这种军政关系形态在军队地位提升和社会政治的军事化中得到了强化。在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将毛时代的政治结构修正为“日常政治”,并相应地修正了威胁感知。在“大战打不起来”以及“局部战争”的语境下,军队转变了发展逻辑,“现代化”被重新以及。在另一方面,在新的威胁感知之下,邓利用自己的权威与能力,启动了“制度变革优先”的军队改革战略,此即为中国军政关系形态转变的滥觞。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技术专家型政治家接续了邓小平的军队改革战略。不过,他们在维持日常政治结构的基础上微调了威胁感知,通过强调与发达国家的军事差距,确立了科技导向型的军队发展逻辑。在这一逻辑之下,中国军队启动了“资本密集化”与“知识密集化”转型,并逐步形成了一种技术专家型政治家与“资本-知识型”军队之间的新型军政关系形态。而这种理性化关系中所暗含的分工与互赖因素便是后邓小平时代军政关系稳定性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