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全面进入快车道发展,快速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折射到传媒生活中来。长期以来我国传媒领域关注的重点,更多是注重和强调道德自律教育,而传媒法制建设无论是意识层面抑或是实践层面都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和需要,更因为诸多客观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就目前看来,传媒法制建设和健全仍然要有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如此大背景下,现代传媒的伦理问题研究更凸显其重要性,目的在于以道德自律填补传媒法他律的缺失。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图从现代传媒的诸多伦理问题出发,对当下国内传媒的现实困境及伦理生态构建做出自己的考察和回答。全文展开为三篇十章,外加一个结语。第一篇“传媒伦理的历史变迁”试图借助三个发问,仔细梳理传媒发展的历史,并发现传媒理论上的纷争始终有两条主线互为左右,即自由和责任的两个倾向。“谁之传媒?”的发问揭示了威权主义时代传媒作为工具的宿命,论述了“异化”的传媒及对人的“统治”；“何种自由?”的发问一步步彰显自由主义的魅力,指出自由主义在传媒领域的重要贡献就是强调了个人的重要性,相信人的理性能力和天赋权利,而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天赋权利的一部分,这便昭示传媒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而传媒自由主义一旦开始发声便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谁负责?”的发问揭示了自由主义面临的危机,指出媒介与权力的私通不断升级,不仅表达的自由遭到威胁,而且因观念被经济和政治绑架,其真理性也受到极大挑战,于是社会责任理论开始登场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用伦理和道德弥补理性功能的缺场。第二篇“现代传媒伦理的现实困境”着重讨论了现代传媒伦理的三大困境,分别从新闻报道、娱乐节目、社交媒体三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领域入手,更多笔墨从典型案例分析开始,试图对“真实与正当”、“放纵与教化”、“自由与责任”折射的现实困境作出理论上的解读。“真实与正当”的矛盾对于传媒来说一直是个普遍的问题,尽管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准则,但更多受传媒组织的价值导向和传媒从业人员的素养影响,真实的报道并不总是值得称道,妥善处理好新闻的真实性与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成了传媒组织及从业者时刻面临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两难选择,这实际上也是哲学史上“是”与“应该”的休谟难题。“放纵与教化”的问题核心在于处理好“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尽管泛娱乐化已是当下大众传媒的主要特点,但是传媒因其社会角色的定位,传承社会文明、教化普罗大众必然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娱乐与道义本不矛盾,问题是媒体不断屈服市场和受众的双重压力,一味放纵低俗的需求,为“逐利”而忘“守义”。“自由与责任”的矛盾因为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原先在传统媒体领域的纷争更为凸显。社交媒体从“言论的自由场”沦为“谣言的自由场”,究其原因在于“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纠结：一方是传播者强调个性自由的主张,一方是谣言肆虐背后的责任主体缺场。第三篇“现代传媒的伦理生态构建”指出现代传媒伦理架构尽管愈发完善,但在实践过程中仍旧伴随着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难题,例如真实与正当、放纵与教化以及自由与责任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对现代传媒伦理的构建实现“生态转向”,在辨证的、动态的和系统的生态结构中赋予传媒新的伦理向导。传媒的生态理解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媒介生态学,将生态学视角引入,媒介就不单单被理解成一种传播信息的介质,它成为构成人类生存生活的一种环境,人被媒介的环境层层包围。关于伦理精神的生态本性在樊浩教授的专著《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一书最早成体系地阐明。传媒的生态理解和伦理的生态意义在“生态”上的叠加,构成了传媒伦理生态的解释框架。一方面将媒介作为生态(环境)看待,在这里没有报纸、广播、电视之间的媒介手段差别,只有不同的传播结构、符号模式和语境意义营造出的不同媒介生态；另一方面,传媒伦理生态即是要探讨传媒伦理的价值合理性。樊浩教授认为的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可以在“具体的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文化生态的分析”中把握,鉴于传媒伦理的技术特性,本文提出有必要对此逻辑框架进行细微调整,把中国的传媒伦理状况放到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的四维立体坐标中进行生态把握,构建出传媒伦理政治生态、传媒伦理文化生态、传媒伦理经济生态、传媒伦理技术生态四大传媒伦理生态。结语“迎接媒介融合时代的新挑战”,指出新的媒介融合时代已经到来,传统语境下传媒伦理的横向与纵向结构已被打破,传统语境下传媒伦理核心问题的现实基础也已动摇,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平台中,自由与责任问题的现实基础不再明晰。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现代传媒伦理观理应适时进行调整,现代传媒伦理如何在新时期建构自身、达成和谐的传媒伦理生态是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