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国上市公司治理立法与实践中,董事会设立的审计委员会都是一项重要的治理机制,旨在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缓解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所产生的代理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财务造假丑闻,国内外监管机构相继颁布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审计委员会职责、成员的任职条件及其它细节做出强制规定,这促使审计委员会制度日益完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是外部审计质量、企业财务报告系统质量和企业内在特征三个变量的函数。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虽然包括监督外部审计工作、审核企业财务信息及其披露指导内部控制等,但核心是确保财务报告质量。中国证监会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着重强调了召集人的任职资格,这项举措表明监管机构开始高度重视召集人在审计委员会中产生的特殊作用。召集人是审计委员会运作的“基石”。审计委员会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召集人所发挥的作用。召集人负责确保审计委员会获得必要的信息、资源和工作支持,以实现监督财务报告质量等重要目标。具体来说,召集人负责组织和主持审计委员会会议,协调审计委员会各项职责的实施,是在财务报告编制与披露过程中与公司CFO、外部审计师等主要人员保持交流与沟通的核心人物,承担着更重要的监督责任。高阶梯队理论认为组织中有影响力的个人的特征将影响整个组织的产出。召集人的专业能力、组织地位、地理距离等关键特征会影响到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独立性和信息获取效率。但我国缺乏完善的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信息披露机制,导致我们难以准确了解召集人关键特征及其履职情况。学术界也鲜有关于召集人治理绩效方面的研究。本文以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关键特征为切入点,通过手工搜集为主和爬虫获取为辅的方式搜集相关数据,主要检验召集人专业能力、组织地位、地理距离等关键特征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在召集人上述关键特征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本文以2008-2016年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专业能力强的召集人,能有效遏制公司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公司收到财务报告监管问询函的数量也相应减少。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在召集人专业能力和财务报告质量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说明专业能力强的召集人能够发现更多潜在的财务问题,并通过召开和主持审计委员会会议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和处理,将会议结果形成专业意见报告给董事会,从而引起董事会对相关财务问题的重视。第二,组织地位高的召集人,能有效遏制公司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公司收到财务报告监管问询函的数量也相应减少。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在召集人组织地位和财务报告质量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说明组织地位高的召集人能够顺利的获取信息,并能够通过召开会议将信息形成独立、专业的意见,顺利提交给董事会。第三,距离公司较近的召集人有助于降低公司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公司收到财务报告监管问询函的数量也相应减少。我们还使用倾向评分匹配加双重差分法通过分析中国高铁运营数据来控制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高铁的开通对于异地公司信息交换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助于提高地理距离远的召集人的履职绩效。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在召集人地理距离和财务报告质量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说明地理距离近的召集人拥有信息获取优势,可以获取公司大量的“软”信息,这些信息主要通过召开审计委员会会议进行汇总、处理,形成专业意见提供给董事会。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有助于从召集人关键特征的视角深化和拓展审计委员会治理绩效的相关研究。召集人专业能力、组织地位、地理距离等特征直接影响到召集人获取信息的能力、成本和效率,然而鲜有该方面研究。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召集人关键特征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系,丰富并拓展审计委员会治理绩效的相关研究。第二,有助于从召集人履职路径的角度深化和拓展召集人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情况能够直接体现召集人的履职情况,但鲜有该方面的研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对其关键特征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探究公司治理活动中召集人的作用机制。第三,有利于促进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创新。公司定期报告的审阅和年报审计过程中与公司人员及外部审计师的沟通,以及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利润分配、重大投融资决策等关系到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事项都需要召集人发表独立、专业的意见,履行监督职能。因此,对召集人治理绩效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推进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