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领域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政治中的一极重要力量,人们对未来三四十年国际关系的未来产生了一些担忧。针对中国崛起这一问题,学者和国际政治分析家之间主要存在两种观点。首先,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对自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可能会试图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如果可能的话,中国将超越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改变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存在的西方自由秩序。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给现有的国际秩序带来威胁,反而会为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合作带来更多的机会。针对这一现象,认为中国崛起会对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构成威胁的人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在中国崛起之前限制中国,以避免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而后者,那些认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更多的合作空间而不是威胁的人强调,限制中国不是一种选择,相反,美国及其盟友应该支持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成为美国及其盟友限制中国成为更强大的国家的主战场。从那时起,中国威胁论就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这一观点受到许多西方学者公开支持,以回应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事实。因此,中国领导人在该地区实施了新的战略政策,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方针以“睦邻”政策为基本特征。在这一新的外交政策下,中国改变了与东盟成员国的关系。东盟成员国对这一新的外交政策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鉴于在冷战时期,由于大多数东盟国家都站在美国一边（亲民主价值观）反对苏联（共产主义集团）,一些东盟成员国视中国为其政治体系的外部威胁。中国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与印尼、新加坡以及其他成员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对东盟地区的外交方式在降低东盟成员国政府官员和学术界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程度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通过区域合作机制和双边合作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二者之间经济、政治和社会交往增加,另一方面二者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取得了有限的进展。胡锦涛在2002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自此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作用和贡献开始显著增长。中国开始缓慢但稳步地扩大与许多国家的经济合作。经过15年的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积极参与许多区域和全球合作机制,促进了经济增长。最终,中国在2008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和公众对中国崛起的影响的争论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2012年,习近平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积极推动多边和区域合作。在东盟问题上,习近平主席继续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促进本地区团结合作。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胡锦涛政府（2002-2012）和习近平政府（2012—2017）领导下中国对东盟的外交政策。本文将详细阐述中国前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和谐世界理念,以及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此过程中,本文的研究问题将集中在中国崛起对其外交政策的意义和影响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其与东盟关系中的体现。中国正处于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多长的时间限度内,中国领导人能够保持其承诺的一致性,以避免任何成为霸权或对邻国构成威胁的意图,特别是与东盟的关系。本文认为,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危及国际体系,然而这种威胁论在亚洲国际关系中并不适用。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中国和谐世界理念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纳入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两种理念显示出与中国威胁论截然相反的内涵。中国与东盟关系4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尽管与东盟一些国家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但中国始终坚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使东盟受益,反之亦然。本文以定性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对东盟这一区域组织的外交政策。在此过程中,本文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为什么中国重新接近东盟已成功地加强其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本文主要研究在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如何加强中国—东盟关系。中国和东盟也签署了许多协议,并仍在努力深化二者在更多领域的关系。本研究资料搜集以政府文件、文章、研究报告等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二手资料也是本文实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中国崛起对东盟国家并非威胁这一论点的检验。本文对于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研究当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比20世纪90年代时更大的时候,中国是如何与邻国相处的。本文认为,中国既不是美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地位的威胁者也不是挑战者。相反,习近平政府延续了胡锦涛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充当霸权或对该地区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此外,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中国在促进和支持多极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习近平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其目标是促进区域内经济增长,这将使沿线所有国家受益。除此之外,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互信、平等、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更加美好的世界。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简要介绍中国崛起与东盟外交政策,以及研究问题、论点、研究方法和文献综述。在第二章中,本文将阐述一个分析中国对东盟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规范和身份在冷战结束后中国重新接近东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章将讨论这两个概念。本文以中国对东盟的外交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方法进行分析。社会社会建构主义学者温特、阿查里亚等引入了规范和身份的概念。第三章分析了2002—2012年胡锦涛执政期间的中国对东盟外交政策。第一部分论述了胡锦涛政府的外交理念,特别是坚持支持多极化和维护地区稳定的立场。接着论述了他的和平发展观与和谐世界观。第二部分论述了2002—2012年胡锦涛任内的中国对东盟外交政策。最后一节将阐述规范和认同如何影响中国对东盟的外交政策。第四章论述了习近平主席第一届任期中国对东盟的外交政策。第一节阐述了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政策理念。这一节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起点。习主席在地区和全球论坛上提出的这一概念是中国对繁荣和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愿景。这一部分集中讨论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渴望追求什么样的战略利益,本节将讨论中国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看法。第二部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即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在对外交往中向世界宣传中华民族特色的理念。第三部分论述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这个框架的提出是为了重新构建中美关系。本文的观点是,中方希望消除西方学者关于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大国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发生冲突的争论。这一构想提出了以透明、平等、合作、共赢为基础的中美关系新模式。第四部分讨论了习近平主席的全球基础设施发展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全球政策,中国政府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互利、包容、平等、开放原则的国际合作,中方不会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控制国内经济体系的工具,也无意改变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尽管一些分析人士对此持批评和怀疑态度,但“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许多国家参与这一项目。本章第二节重点论述了习近平政府对东盟的外交政策,时间选择为2012—2017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讨论了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到的一项建议。2013年10月,习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讲话时,提出了建设中国—东盟共同体的设想。自首次宣布以来,许多分析人士加入了讨论,讨论中国希望通过提出这一想法在与东盟的关系中实现什么样的战略举措。第二部分讨论了中国对东盟外交政策中的规范与认同问题,阐述了为什么得出了规范和身份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论。第五章论述了中国对东盟外交政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鉴于双方在许多场合都坚定地致力于加强关系,为了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和东盟都必须关注一些问题。在第六章中,将根据在本研究中发现的证据回答研究问题,并回顾本文的一个关键发现,还将介绍一些关于中国对东盟的外交政策的结论性意见,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特别是不干涉原则、规范和身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应用于理解为什么尽管在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并不像今天这样密切,但中国在冷战后能够成功地接近东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