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一直是学术界、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伴随着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危害公众健康,还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铁腕”治污刻不容缓。相应地,我国也先后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多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另有逾百部与污染防治、环境保护相关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环境法律法规之多、立法速度之快,居各部门法之首。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保护制度背景下,我国的环境问题却并未明显好转,在大气污染、水环境质量和生态保护等方面依然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究其原因在于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执行不力,即环境保护制度的执行机制存在问题。对此,我国也积极尝试从行政、司法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以强化环境保护制度的执行机制,提高环境保护制度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企业行为受制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那么,环境保护制度效率的变化是否会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决策,推动企业加强污染控制和环境治理,改善企业环境绩效?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国新兴加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以及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新变化,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结合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机制)、环境司法效率以及公众诉求三个方面综合分析了环境保护制度效率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利用2005—2014年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的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以及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污染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加强环境治理;(2)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会受到地方官员晋升压力的制约,即较高的晋升压力会削弱环境规制强度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在进一步分析中,对转变晋升考核机制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发现在考核指标中加入环境质量等要素,建立综合考核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地方官员晋升压力的负面影响。第二,利用各地区设立环境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司法效率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法庭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当地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2)环境法庭设立有助于抑制地方污染庇护效应,即在地方行政干预较强的地区、国有企业样本以及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样本中,环境法庭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3)环境法庭的设立也能够为当地的环境质量带来积极的改善作用,并推动该地区更早地跨过EKC曲线的拐点。第三,通过选取2004至2014年沪深两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众诉求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环保投资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能够促使重污染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加强环境治理;(2)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对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和法律制度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在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更显著,更加有助于发挥公众参与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然后,进一步检验了公众环境诉求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主要存在信息中介和政治成本两种途径,即公众环境诉求的作用在不同的环境保护信息环境以及政治成本背景下存在较大差异,在信息环境较差地区以及政治成本较高的背景下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环保投资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最后,通过检验公众环境诉求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以及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环境诉求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也有积极影响,并且有助于改善地区环境质量。第四,通过选取2004—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企业环保投资数据考察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U”型动态变化特征,即当企业环保投资水平较低时,环保投资的增加会导致企业价值下降,但随着企业环保投资的逐步增加跨过“U”型曲线拐点后,环保投资则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环保投资有助于企业价值增加的潜在机制在于企业环保投资所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和“环境溢价”效应。一方面,较高水平的环保投资导致企业总成本上升可能会产生“倒逼机制”刺激企业进行更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企业带来创新补偿,在补偿企业污染排放治理成本的同时,也提高的了企业的竞争力,有助于企业价值的增加。另一方面,较高的环保投资水平能够为企业赢得良好的声誉,帮助企业获得顾客粘性、融资优惠、税收减免以及政府补贴等诸多好处,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产生环境溢价,有助于企业价值的增加。最后,通过检验环境保护制度效率对企业环保投资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通过增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引导公众更好地参与环境治理、改善环境司法效率来提高环境保护制度效率对于企业环保投资价值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能够推动企业更早地跨过环保投资与企业价值“U”型曲线的拐点,有助于激发企业环保投资的创新补偿效应和环境溢价效应,增加企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