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落实落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贯彻依法治国、完善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其中,确保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的有序展开,已经成为我国打击职务犯罪和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并重,确保司法行为规范和司法结果公正,防止冤假错案,实现精准反腐的重要工程。尤其是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如何有效排除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中的非法证据也是实现法与法衔接的关键。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有与非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的共同之处,也有区别于非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的独特所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初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开始,就对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积极尝试。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和实践仍存在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既要符合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理念和规则形态,也要符合中国职务犯罪治理的普遍需求,既要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也要将之上升至制度化设计的规范层面,构建立足中国司法实践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操作策略。通过对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论意涵、实践运作进行系统的探究,可以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但同时,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监察机关启动难、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辩护律师申请难、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检察机关监督难、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调查人员作证难、职务犯罪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及排除难等一系列问题。为有效实现打击职务腐败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优化和完善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有的放矢,精准治理。具体而言,我们应从“明确监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规则”、“优化辩护律师申请调查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健全检察机关介入监察排非的监督程序”、“细化调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性规范”、“丰富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审查标准”等方面入手,加大对职务犯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配套制度的操作设置,增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性、有用性和可行性,进而有效阻却违法取证,促进非法证据排除预期目标的有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