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与此同时,犯罪率的快速增长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领域,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犯罪率的作用,并以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和指导意义。犯罪经济学认为,潜在犯罪者依据其犯罪成本与预期犯罪收益的理性比较以确定其行为,这一观点成为犯罪理论的经济学研究基础。但容易为人忽视的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诸多社会经济因素在地域单位的区间内发展并不均衡,从而犯罪率的增长状况亦不同。同时,依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各省的社会经济因素不但对本省的犯罪率水平具有影响,对其他省的犯罪率水平也有一定的空间冲击作用,导致了犯罪率在省际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这种空间冲击作用在不同地域间有大小强弱之分。因此,在观察中国省域犯罪率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空间探索性分析。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借助全局莫兰指数验证其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并通过观察局部莫兰散点图与LISA集聚图,研究不同省份的犯罪率所表现出的空间自相关类型。其次,本文梳理了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城市化、对外开放等社会经济因素对犯罪率的理论效应,其次在建构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对各社会经济因素对犯罪率的空间性影响进行探讨并提出经验性猜想。最后,在验证得出犯罪行为的空间自相关性存在的前提下,以刑法改革年即1998年,至2014年的中国31个省份为采样,构建省级面板数据。在相异的空间权重矩阵框架中分别采用空间滞后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以实证结果分析了各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省域犯罪率的空间冲击作用,并分别度量了其中模型的直接效用、间接效用和总效用。实证结果表明:在本文观测期间,经济发展对犯罪率水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城乡收入和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犯罪行为的实施,城市化和对外开放进程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现象;教育引致的人力资本对提升公民素质,降低犯罪率有颇为重要的作用;公共福利和公共安全财政支出作用甚微,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为震慑政策的严打举措具有较强的有效性。所以,中国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同时关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共同富裕问题;应将政策向有利于民生建设,尤其是教育等方面倾斜,促进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城市化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兼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设。此为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