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嘉庆、道光至同治、光绪年间，小说发展最突出的现象便是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产生了侠义公案小说。代表侠义公案小说最高成就的就是《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的作者为清代著名说唱艺人石玉昆。《三侠五义》的成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源头是元代那一大批有关包公断案的“公案戏”。石玉昆将前代流传的包公故事七十三种总汇成《龙图公案》。文良等人根据《龙图公案》整理成《龙图耳录》，后来又由问竹主人改《龙图耳录》为《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光绪五年，俞樾将《三侠五义》改名为《七侠五义》，与《三侠五义》并行流传。《三侠五义》的续书主要有《小五义》和《续小五义》。它们在情节上与《三侠五义》一脉相承，是同一部书中的姊妹篇。 《三侠五义》是在前代《包公案》等公案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对前代公案小说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故事内容和审案方式两方面。首先，在故事内容方面，《三侠五义》在原有的一些传统故事的基础上翻陈出新，使情节更曲折，更具吸引力。《三侠五义》着重描写了一些涉及上层权贵的大案、钦案，并赋予包公更重大的政治责任。第二，在审案方式上，从光怪离奇的“神判”发展到主要依靠经验智慧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人判”，从以貌定忠奸、严刑逼供发展为明查暗访、据实断案。 《三侠五义》中的人物主要是以包公为代表的清官和围绕在包公身边的侠客，他们与以前文学作品中的清官、侠客相比，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三侠五义》中的包公与前代清官相比少了一些“神性”，多了一些“人性”，消减了几分傲骨，增添了些许“媚态”。《三侠五义》中的官侠与汉代游侠、唐代豪侠相比，其生存空间从江湖转移到了庙堂，理想追求由行侠仗义、不求闻达转变为注重侠义建功，感情内质由江湖义气发展成恋主情结。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公案小说中的官侠产生上述三方面异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首先，游侠、豪使体现了文人理想，官侠则主要反映了市井细民的追求。其次，随着社会的整合和朋化，王法之外的绿林江湖越来越难以容身。第三，民众心理在渴求使客替天行道、扶危济困的同时，力图将其纳入正统轨道，以消减使客在蔑视法律，不轨于正统下所隐含的血腥和冲动。 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产生了侠义公案小说，从本质上讲，就是两种不同题材小说中的主角的联手，即清官与使客的结盟。是什么原因产生这种结果呢？首先是由于当时的文化专制和商业媚俗。其次，清官查案阻力重重，往往“诵秋风而思猛士＼ 清官与使客合作则构成了当时人民心目中一种理想的法政模式。第三，使客外部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是使客向清官靠拢的现实基础。第四，清官与使客在职责上的认同。第五，侠（盗）敬清官的民俗。。理与长期积淀的自赎意识为两者结合构架了一个心理平台。第六，“士不遇”文化对士报知己、酬答恩遇的推重使受清官知遇之恩的侠客俯首帖耳，甘“为王前驱”。 侠义公案小说中的清官与侠客表面上亲密无间，但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是一种官场上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主仆关系。出身革泽的使客对代表正统的清官始终难以以一种平常心相对，而清官的位高权重也使他们对大多数出身下层的侠客难以保持一种平等的态度。这就注定了这种结盟的不平等性，注定了使客日后将要面对的尴尬与悲哀。这种不平等必然导致两者的最终分离，这一点在《三侠五义》中已可看出端倪。而一旦侠义公案小说最主要的标志—一清官与使客的结盟—一不复存在，那么侠义公案小说便面临消亡。事实证明，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高潮过去不久，侠义公案小说便又分化成单纯的侠义小说和侦探小说了。 《三侠五义》是一部较为典型的以清官断案为经，以仗义行侠为纬的侠义公案小说。它带有更多的市井细民对清官与使客的理解和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愿望与。。声。虽然，《三侠五义》及以其为代表的侠义公案小说还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它们作为一种文学题材，曾深受民众欢迎，所以我们应该对侠义公案小说加以重视，认真研究，使“文学史”更加完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