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传统“高阶理论”,组织的战略选择和绩效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组成特征和管理背景。许多学者研究也发现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一系列的经验性研究表明,企业内部高层管理团队与组织战略之间的关系受到高管人员制定战略的能力和战略决策过程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等的影响。高层管理团队规模的大小,即高管人数的多少对组织业绩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因为该团队资源的多少取决于团队成员数目的多少。而团队的多样性,主要是指团队成员在一些人口特征指标上的差异程度,包括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经历、专业方向、以及文化背景等,这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组织的业绩水平。总的来说,企业高层管理者承担着制定本企业战略的使命,对企业经营效益和发展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他们的技术水平与能力、激励水平、团队运作过程效果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关键。那么按照这一逻辑,团队内部成员其个体的人口背景特征,包括教育水平和工作经历、工作年限、家庭背景、性别等,就成为研究企业团队构成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从已有研究结论的来看,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对企业绩效有很明显的影响,虽然这些影响可能由于管理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那么高管的政府从业背景作为管理者的个人特征之一,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将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很多上市公司的高管都具有政府从业的背景,而这些政府从业的背景就构成了公司的政治关联。一般来说,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获得其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和资源。比如：优惠的贷款利率、公司税率以及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关联所带来的特殊资源和优势不可避免地会使一些企业具有过度投资的冲动。特别是在经济转型的国家,一些政治关联企业倚仗自己有政府关系背景,认为即使投资失误而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政府也会优先救助自己,因而就开始盲目扩张、进行过度投资。那么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是否具有过度投资并购的倾向呢?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并购之间是否有正相关关系呢?然而,目前极少有研究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更谈不上对政治关联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因此,本文将从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政府从业背景的视角来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过度投资并购的影响。本文首先提出了需要研究的问题并阐述了问题研究的背景,以及本文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然后,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政治关联的研究现状作了初步的了解并进行了相关文献的综述。在文献综述中,首先,对国内外关于政治关联的概念和衡量指标进行了相关阐述。其次,分析了企业进行政治关联的相关动机以及以此给企业带来相关优势和资源。再次,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高管政府从业背景产生政治关联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在对以上文献综述总结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我国政府、民营企业、政府从业背景企业高管三者之间的利益链结构。然后分析了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并购产生影响的动机及理论基础。并在此理论基础上进行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之后,本文将会选取部分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来作为样本,实证分析高管的政府从业背景对企业并购的影响。通过变量的选择、模型的建立以及数据的收集,并对这些数据进行相关回归分析,来验证模型和假设的成立与否。接着对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总结、解释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思路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的一些不足以及对未来的后续研究提出的一些展望。最后,则是本人在这段时间论文写作过长中的一些个人经历以及感想,并在最终对在本次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很大帮助的老师、同学、朋友表示感谢。根据代理成本理论,企业的实际管理者其自身目标与企业的股东的目标并不是一致的,他们可能更多的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管理者自身专业能力以及其他水平的限制,使得管理者所作出的决策并不一定就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自由现金流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者可以把公司的自由现金流投资于不盈利的投资计划,而不是用于股利分配、赎回债务融资部分等方面,因为这会增加经理自身的财富,经理们往往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大与自身职位的消费,扩大自身影响,因此其具有过度投资的倾向,但却损害了股东的利益。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问题,完美资本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外部融资成本要高于内部融资成本,企业进行融资时会面临融资的约束,导致公司对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公司投资就越依赖内部现金流。企业的政治关联被看成一种声誉机制,可以缓解企业外部融资时面临的信启、不对称程度,降低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我提出了一以下三个假设：1、在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中,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与企业的并购投资支出正相关。2、民营企业高管具有政府从业背景的企业其对投资—现金流的敏感程度要低于高管没有政府从业背景的企业。3、相对于高管无政府从业背景的民营企业,高管具有政府从业背景的企业会进行更多的投资和并购活动。并以此建立了三个回归模型用来证明相关假设的成立。从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可知,企业的自有现金流与企业并购支出正相关,这验证了假设一。从模型二和模型三的回归结果来看,高管的政府从业背景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敏感程度,这与我们的假设2是相符合的,即民营企业高管具有政府从业背景的企业其对投资—现金流的敏感程度要低于高管没有政府从业背景的民营企业。因此,假设二得到验证。高管政府从业背景变量和并购投资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公司的并购投资支出也就越多。这正与我们的假设3相吻合,假设三得到验证。从回归结果也可以得出,高管政府从业背景变量与企业的自有现金流正相关,这也就说明具有政府从业背景高管的政治关联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资金,公司高管更易于从外部来获得资金支持,增加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从而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来自由支配而进行了更多的并购投资活动,他们可能期望通过更多的负债来产生更大的杠杆收益,并以此来增加公司的价值。但是,从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高管政府从业背景变量与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公司成长性之间呈负相关性,这就说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更多并购投资支出并未各给企业带来正的经济效益,相反,却为企业带来了负的经济效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经营绩效并没有高于不具政治关联的企业。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了解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影响了企业并购投资的决策。而企业通过政治关联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活动对企业内部自有现金流的敏感性,但是,企业过多的投资并购活动并没有给企业带来正的经营绩效,相反,其降低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以后我国民营企业在进行相关政治关联活动时更应慎重考虑,其进行政治关联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要高于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