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2年,我国十四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随着2000年“走出去”战略的正式提出、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05年进一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2009年《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发布、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和2020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提出等,相继为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投资提供新契机和政策指引,拓宽了企业海外发展平台和市场,推动企业更好地“走出去”。随着我国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国际市场分工,我国海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20年我国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跃居全球第一。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首次在全球中居于首位,规模高达1537.1亿美元,较2019年增加了12.3%。截至2020年底,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范围已覆盖了全球80%的国家（地区）,海外设立的企业数量规模高达4.5亿,遍布全球189个国家（地区）。其中,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0年底已累计投资了1398.5亿美元。202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合作平稳发展,积极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在全球经济中逐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企业“走出去”,文中重点关注制造业,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至此一直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应注意到,我国虽已连续11年保持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高新技术在GDP中占比偏低,掌握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偏弱,部分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海外先进技术,关键技术核心竞争力缺乏,导致我国在产业技术竞争方面优势不足,竞争力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位置,美国对我国的芯片制裁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提升我国技术创造力,尤其是制造业,近年来引起了广泛重视,为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顺利转型,2015年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力争2025年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推动企业积极“走出去”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企业开展国际化投资,能够充分使用东道国（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学习海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好地参与国际化分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同时也能拉动东道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实现共赢。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国际化投资是企业学习海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施创新追赶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国际市场分工发展的需要。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背后的支撑因素是什么,哪类企业会更积极的参与到国际化投资中?对于制度发展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度因素在决定其比较优势方面可能比要素禀赋更重要（Ju和Wei,2011）。研究中国企业问题要根植于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正式制度发展尚不完备或无法充分发挥作用（Luo等,2012;李新春和肖宵,2017）,非正式制度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往往发挥出较强的作用。种种非正式制度中,政商关联在我国企业中广泛存在,许多中国企业的管理团队或董事会成员具备政商关联背景,其对企业商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不可忽视。由于政府的参与能帮助企业获取稀缺资源,享有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因而其往往会被视为是一种与制度相关的资产（Luo等,2010）。Boisot和Meyer（2008）提出制度比较优势来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由于中国国内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制度环境发展不完善,中国企业国内跨地区经营时交易成本较高,而国外的制度相对比较完善,相对于国内跨省经营投资,企业选择跨国经营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反而更低,从而会推动企业积极参与到国际市场进行跨国投资。此外,政商关联企业在国内市场享受更多特权和资源优势的同时,政府参与也会影响到这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Buckley等,2010）。根据本文统计,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2014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515家为政商关联企业,截至2017年,已上升至1208家,政商关联企业占比始终超过62%,这种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也普遍存在。政商关联作为我国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以往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商关联和出口,关于政商关联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间关联的文献探讨较少。细致分类,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开展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2004-2017年间政商关联企业参与数量始终低于非关联企业,政商关联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活跃度远远低于同期非政商关联企业。进一步将投资目的国（地区）分类,划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和非沿线国两类,发现无论是面向沿线国的投资还是非沿线国的投资,同期政商关联企业参与数量均低于非政商关联企业数量,且关联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成交额和交易笔数也均明显偏低,即相较于非关联企业,政商关联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活跃度更低。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中政商关联企业参与积极性不及非关联企业.政商关联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哪些因素能够有效削弱政商关联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负向影响?理清这些,有利于拉动政商关联企业积极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中,推动我国企业更好地开展国际化投资,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构建。以往少有的部分文献研究往往仅集中在政商关联对企业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投资范围以及投资类型较少涉及,而且缺少影响机制分析。本文的研究旨在补充这些方面文献研究的空缺,理清政商关联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背后深层次的作用机制,哪些因素能有效缓解政商关联在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负向影响,从而鼓励我国不同类型企业更好的开展国际化投资,推动我国企业更好的融入海外市场,学习海外先进技术和经验。这也可以反哺母国技术发展,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从而推动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前移。本文聚焦于政商关联这一非正式制度,构建理论模型,将政商关联企业在契约合同执行方面的比较优势和管理效率方面的劣势以政商关联要素的形式引入企业生产函数和利润函数。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探讨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决策选择,探讨政商关联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为论证理论推导,本文进一步开展实证检验分析,发现政商关联不利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分别从母国政策、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企业特征和管理层特质等层面出发,探讨哪些因素能推动政商关联企业积极开展国际化投资,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生产和竞争中,从而培育企业海外竞争新优势。归纳来讲,本文主要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本文手动搜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政商关联背景,根据企业高管是否曾在全国人大、全国或者省级政治协商会议任职过,来判断该高管是否具备政商关联背景,进而研究政商关联在企业国际化投资决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首先,文中构建理论模型,参照以往研究,将企业生产函数分为资本、劳动和中间品投入三部分,中间品投入进一步分为关系型和非关系型中间品投入,只有关系型中间品投入需要特定关系投资。企业政商关联程度越高,契约执行质量越高,关系型要素投入成本越低,进而推理计算出纳什均衡状态下关系型要素投入和非关系型要素投入的价格。此外,企业政商关联程度越高,管理效率往往偏低,管理成本越高,相较于出口,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期成本投入更高。推理计算出出于利润最大化条件下,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对出口和对外投资之间的抉择。推理发现,只有生产率高于一定程度时,企业才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进而分析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政商关联之间的联系。本文研究发现了管理效率机制和合同约束机制,其中管理效率渠道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合同约束机制负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商关联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是管理效率渠道占优,还是合同约束机制占优。第二,为论证本文理论推导,本文使用中国2004-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研究国内政商关联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商关联负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即政商关联愈紧密,反而不利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覆盖国家数量反而有所减少。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将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细分为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包括交易笔数、投资规模、是否开展投资以及覆盖投资东道国（地区）数量,其中关于绿地投资还计算了为东道国创造的就业量。研究发现,无论是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政商关联的负向影响均显著存在,即政商关联程度越高,反而不利于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那么背后的作用机理是什么?为进一步理清背后作用机制,将理论模型进一步对合同执行度求偏导,系数为负,表明在合同执行依赖度比较紧的行业中,政商关联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强。政商联系较紧密的企业可以在国内市场获得更多的特权和资源,从而使他们在高度依赖合同执行的行业生产时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有利于产品出口而非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政商关联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之所以较低,其主要是由于政商关联企业在契约执行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第三,经过理论推理,发现对于合同执行依赖度较高行业来说,企业国内生产海外出口远比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可图,因而在国际化投资决策选择时,会优先选择出口而非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为论证作用机制影响,文中进一步从合同契约执行机制和出口挤占效应两个角度开展实证检验进行论证,分析企业高管的政商关联背景如何通过契约执行机制影响到企业的国际化投资决策。首先,本文在实证回归中引入政商关联和合同约束执行的交互项,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理论推导。实证回归发现,政商关联和合同执行约束度交互项和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合同执行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中,政商关联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在更换政商关联、对外直接投资测度以及分类以及合同执行依赖测度后,结论依旧成立。其次,企业实施国际化投资战略主要有两种渠道,即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两者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目前尚未形成一致定论。关于企业政商关联对国际化经营的影响目前主要集中在出口领域,较少研究企业政商关联和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联,企业开展国际化战略时,出口是挤占还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值得深思。为检验企业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联,本文首先根据企业是否开展出口将企业分为两类,发现在开展了出口的企业中,政商关联和合同约束度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明显高于对应非出口企业。即开展了出口的企业更不愿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于合同执行依赖度比较高的行业。进一步地,本文引入企业政商关联和出规模口的交互项,检验出口在政商关联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的角色。实证检验发现,企业出口规模越大,政商关联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结合文中合同约束机制的研究,进一步侧面论证,政商关联有利于企业出口而非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分样本检验,发现这种出口挤占效应无论是企业开展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时均存在。第四,本文分别从母国政策、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和企业自身特征角度出发,探讨母国重大政策导向（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信任环境、文化多元性）、企业治理结构以及高管特质等对企业政商关联和对外直接投资间关联的影响。研究结论主要可从三个方面归纳。母国政策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政商关联企业会更加积极响应政府倡议号召,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尤其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具体来讲,2013年后,政商关联对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的负向影响减弱,关联企业积极参与到沿线国的投资中。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层面,发现当企业所在地政府对市场干预较少、外资引进程度较高以及地区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较完善,或者企业母国所处省市守信程度较高、对绝大多数人或者陌生人信任程度较高以及地区对外来文化包容性越高时,能有效减弱政商关联对企业开展国际化投资的负向影响,尤其是在契约执行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企业层面,当企业高管具有海外求学或者工作背景时,会更倾向于“走出去”,政商关联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效应反而得以削弱;而当企业生产率较高、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为国企时,这种负向效应反而进一步得以加重。近年来,“黑天鹅事件”频发,如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美国对中芯国际施加出口管制、俄乌地缘政治冲突等,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变化莫测,不确定性增加,我国制造业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面临诸多新挑战。深入研究政商关联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利于企业在全球不确定性蔓延背景下,更好地抵御外部突发事件冲击,开展国际化投资,更好地融入到国际市场,培育海外竞争新优势,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同发展。此外,通过跨国投资可以学习海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一步反哺国内母公司研发创新,进而提升国内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科技研发水平,推动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前置,促进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减少与世界先进创新型国家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