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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担任企业公民的角色，履行社会责任已经越来越得到公众的认可。慈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我国企业慈善捐赠从汶川大地震之后呈现大幅度向上发展趋势。而学术界有关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不同角度分析慈善捐赠动机，影响因素和对企业与社会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高管特质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以高管个人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任期等因素作为出发点，我国学术界也不例外。同时，因为我国经济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但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力量依然很强，所以我国学者做了很多关于政府关联、制度因素等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并没有对高管的性别特征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做细致的分析，所以本文拟将以高管性别为出发点，研究女性高管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的企业性质下，女性高管对其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
本文首先对前人的研究做进行文献综述，分别从三个方面:企业慈善捐赠、女性高管与慈善捐赠和企业性质与慈善捐赠进行总结。在总结有关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中，发现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有两大类型，一是基于保险的动机，即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了更良好的形象，为自己增添了声誉资本，这样一旦企业做出不当甚至不合法行为时（例如产品问题、员工歧视和环境污染等），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评价不会下降到很低，甚至可能做到社会公众的视线，比之没有进行过慈善捐赠行为的企业，损失更小;另一种动机是资源依赖型动机，研究认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是为了获得企业发展的稀缺资源，对这种资源的定义多种多样，例如管理者本身效用也算是企业发展的资源之一，其他的资源类型则是战略性发展资源、政治联系资源或者纯粹的利他性道德资本等。企业基于慈善捐赠可以是自身战略化决策的一种，这种战略化决策可以为企业带来长远发;也可以与政府建立联系，即把慈善捐赠当做价格手段的一种向政府购买政治便利;或者高管能够借以为自身谋取声望资本;又或者是出于存粹的利他性动机。影响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因素则包括企业特质和高管特质因素。企业特质如企业规模，企业所处行业，企业地理信息，企业绩效，企业股权制度和董事会规模等都会从不同方向影响企业慈善捐赠;高管特质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任期等也都会对慈善捐赠决策的制定造成不同影响。慈善捐赠会对企业造成何种影响并不确定，有些学者认为慈善捐赠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增加，有些学者认为慈善捐赠反而会降低企业的价值，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确定。
在女性高管与企业慈善这一方面，前人的研究比较少，大都是研究女性高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女性董事更偏好于参加董事会议，更愿意行使监督权，并且在董事会召开之前更倾向于做充足的准备，所以董事会女性比例越高时，董事会效率越高;同时女性比例越高，董事会多元化程度越高，创造力更强，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研究发现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影响显著为正。另外有学者从道德伦理出发，发现女性对社会的认知和思维方式迥异于男性，女性对待企业面临的社会环境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因此表现在企业管理上也与男性高管迥然不同。同时学者基本认同女性高管的存在对企业慈善有正面影响。
在企业性质和慈善捐赠这一方面，前人研究发现，由于企业存在利用慈善捐赠进行政治寻租的动机，因此民营企业更积极主动地试图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向政府购买稀缺资源，并向政府寻求制度保险。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其天然的政治性使其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交换政府的政策支持，因此企业的国有性质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是负面的。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同时从微观方法构建多重心理账户模型（即BPT-MA模型），通过此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企业的国有性质对女性高管慈善制定企业捐赠决策的影响路径。并且，本文将构建实证回归方程式，同时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年-2013年的数据，利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女性高管、企业性质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女性高管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企业的国有性质将削弱女性高管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对于企业来说，应更多地聘用女性进入管理层，推动企业管理层的多元化发展，这有助于企业战略性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于政府来说，既然女性高管为企业慈善捐赠带来正面影响，那么为了完善我国慈善事业体系，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规定女性高管所必须达到的最低比例;民营企业比之国有企业来说更愿意履行作为企业公民的义务，弥补社会福利不足之处。国企在我国企业中的比例大于民企，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率却远低于民企。所以我国政府应该继续推动对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使国有企业不再出于行政摊派的方式进行慈善捐赠，并且可以制定政策推动国企向企业公民角色的转变，让国企承担起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有必要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使我国企业不再需要借着慈善捐赠的名义进行寻租。政府应积极推动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获取市场化机制，一方面在市场化机制下，企业会更多地依据市场经济规则而决定企业慈善捐赠是否符合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市场化机制能够有效地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政府制度变迁的压力比较小，所以企业也不需要试图与政府建立联系来交换政策保护。此外，当企业所受政府管制越少时，同时也能使高管制定并执行策略时免受不必要的制度限制，更能有效地管理企业。
本文首先对前人的研究做进行文献综述，分别从三个方面:企业慈善捐赠、女性高管与慈善捐赠和企业性质与慈善捐赠进行总结。在总结有关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中，发现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有两大类型，一是基于保险的动机，即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了更良好的形象，为自己增添了声誉资本，这样一旦企业做出不当甚至不合法行为时（例如产品问题、员工歧视和环境污染等），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评价不会下降到很低，甚至可能做到社会公众的视线，比之没有进行过慈善捐赠行为的企业，损失更小;另一种动机是资源依赖型动机，研究认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是为了获得企业发展的稀缺资源，对这种资源的定义多种多样，例如管理者本身效用也算是企业发展的资源之一，其他的资源类型则是战略性发展资源、政治联系资源或者纯粹的利他性道德资本等。企业基于慈善捐赠可以是自身战略化决策的一种，这种战略化决策可以为企业带来长远发;也可以与政府建立联系，即把慈善捐赠当做价格手段的一种向政府购买政治便利;或者高管能够借以为自身谋取声望资本;又或者是出于存粹的利他性动机。影响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因素则包括企业特质和高管特质因素。企业特质如企业规模，企业所处行业，企业地理信息，企业绩效，企业股权制度和董事会规模等都会从不同方向影响企业慈善捐赠;高管特质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任期等也都会对慈善捐赠决策的制定造成不同影响。慈善捐赠会对企业造成何种影响并不确定，有些学者认为慈善捐赠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增加，有些学者认为慈善捐赠反而会降低企业的价值，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确定。
在女性高管与企业慈善这一方面，前人的研究比较少，大都是研究女性高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女性董事更偏好于参加董事会议，更愿意行使监督权，并且在董事会召开之前更倾向于做充足的准备，所以董事会女性比例越高时，董事会效率越高;同时女性比例越高，董事会多元化程度越高，创造力更强，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研究发现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影响显著为正。另外有学者从道德伦理出发，发现女性对社会的认知和思维方式迥异于男性，女性对待企业面临的社会环境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因此表现在企业管理上也与男性高管迥然不同。同时学者基本认同女性高管的存在对企业慈善有正面影响。
在企业性质和慈善捐赠这一方面，前人研究发现，由于企业存在利用慈善捐赠进行政治寻租的动机，因此民营企业更积极主动地试图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向政府购买稀缺资源，并向政府寻求制度保险。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其天然的政治性使其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交换政府的政策支持，因此企业的国有性质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是负面的。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同时从微观方法构建多重心理账户模型（即BPT-MA模型），通过此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企业的国有性质对女性高管慈善制定企业捐赠决策的影响路径。并且，本文将构建实证回归方程式，同时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年-2013年的数据，利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女性高管、企业性质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女性高管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企业的国有性质将削弱女性高管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对于企业来说，应更多地聘用女性进入管理层，推动企业管理层的多元化发展，这有助于企业战略性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于政府来说，既然女性高管为企业慈善捐赠带来正面影响，那么为了完善我国慈善事业体系，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规定女性高管所必须达到的最低比例;民营企业比之国有企业来说更愿意履行作为企业公民的义务，弥补社会福利不足之处。国企在我国企业中的比例大于民企，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率却远低于民企。所以我国政府应该继续推动对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使国有企业不再出于行政摊派的方式进行慈善捐赠，并且可以制定政策推动国企向企业公民角色的转变，让国企承担起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有必要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使我国企业不再需要借着慈善捐赠的名义进行寻租。政府应积极推动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获取市场化机制，一方面在市场化机制下，企业会更多地依据市场经济规则而决定企业慈善捐赠是否符合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市场化机制能够有效地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政府制度变迁的压力比较小，所以企业也不需要试图与政府建立联系来交换政策保护。此外，当企业所受政府管制越少时，同时也能使高管制定并执行策略时免受不必要的制度限制，更能有效地管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