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在经济上相对于西方世界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总量上的繁荣，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其他文明地区相差无几。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得益于中华帝国庞大的人口。同时，过多的人口也被认为是妨碍传统中国向现代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即是对影响传统中国人口增长的一些因素及其长期效应的经济学分析。
　　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人口增长史至少具有四个特征。第一，在公元元年开始后的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东西方的人口数量差距可能并不大，但是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中华帝国的人口规模长期比西方世界多出很多；与此相关的是在资源和资本（包括牲畜和耕地）方面，中国的人均水平较低，且有长期下降的趋势。第二，自文明肇始，中国南方稻米区和北方麦粟区在最初几千年的发展中并驾齐驱，北方并不具有人口上的绝对优势，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北方迅速超过了南方，长期占据中华帝国的经济和人口重心；然而，至迟从中唐以后，南方又超过了北方，在经济和人口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地位。第三，在两税法以前，中国的人口增长并未吞噬掉技术进步和耕地增加的成果，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都有较大的增加，但是在两税法以后，人口的长期增长却引起了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的长期下降。第四，古代中国的技术进步带来的主要是人口增长而非人均收入的增长。对比西方世界的增长史不难发现，西欧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即便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后亦是如此。但是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伴随欧洲技术进步的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中国则长期笼罩在马尔萨斯的阴影之中。
　　本文分析了初始地理环境、制度（田制和税制）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中国长期人口增长的影响。首先，相对于西欧，中国传统农耕区的气候有利于发展多熟种制技术，而且中国北方疏松的黄上土壤对最低资本（牲畜和铁制农具）水平的要求较低，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在相同大小的土地上中国可承载的人口数量要远多于欧洲，并且更易发展起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但是传统中国在使用大型资本和畜力、机械动力方面并不比欧洲有更多的经验，尤其是两宋以后，中国农民使用牲畜和大型机械的机会更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如何会落入“高水平均衡陷阱”以及中国南北方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差异。其次，中国历史上多有“均田”的主张和实践，但是第四章的分析表明，均田制对人口有特殊的激励效应。因此根据人口均田的确有助于获得一个较高的稳态人口水平，却会引起一个更低的稳态人均产出水平，并不会改变王朝衰败的命运。此外，两税法以前，中华帝国的赋役总体上是丁税重而田税轻，且逐渐向人丁归并；两税法以后，赋役则逐渐向田亩归并，依据田亩数量征收的税赋迅速超过了人头税。第五章对历史上税制的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唐以前的赋役制度对人口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自中唐推行两税法以后的税制变革可能释放了更多的人口。这有利于得到一个更高的人口稳态水平，却降低了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水平。但是，对于王朝寿命而言，较高的稳态意味着达到王朝的鼎盛时期需要更多的时间，因而有利于王朝国祚的延长。最后，中国自宋代以来存在长期的技术进步，但是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增长却并不显著。对比西方世界的增长史不难发现，欧洲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第六章从技术创新的性质出发构建的模型表明，效率型技术创新在提高产出的同时也会引起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而产品创新带来的消费多样化却倾向于降低生育率。结合中国的经济史和技术史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技术进步都以效率型技进步为主，缺少有效的产品创新，因而中国自宋以来的技术进步的成果更多地表现为人口增长而非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