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步入建设“两个尺度”相统一的生态文明历史时期。基于国家、市场与社会三种力量争相进入生态乡村建设领域的现实与趋势,和对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梳理与生态乡村建设的现实状况考察,本文认为需要对当下生态建设的系统性问题进行理论思考,需要在理论层面上对生态建设的实践与生成机制问题进行重新梳理,认为这有助于推动乡村发展和中国的生态文明进程,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学转型进程。导论介绍了生态文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学转型的研究背景、本文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论述框架。本文直面“国家主导”、“市场主导”和“社会主导”三种指引当前生态乡村建设的理论取向,分析了三者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指向,认为生态乡村建设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问题,核心在于违背整体性与可持续性的生态建设逻辑,以“碎片化”的视野来关照系统性问题,生态建设的实践难免就是“问题式”的。在梳理相关经典作家理论资源的基础上,论文试图提出一个理解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乡村建设的分析视角,即用国家、社会与市场协同治理来重构我们对于生态建设及生态乡村建设的理论视野。第一章分析了生态建设中国家、社会与市场协同治理的理论来源与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波兰尼都注意到了社会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冲击,而他们亦深有远见地指出解决生态困境的社会机制。从二者的理论构筑出发,都认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生态建设问题,而其共同的关注点在于社会力量的构筑。马克思关注社会关系的变革,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动是造成自然环境与人类关系恶化的内在原因,而长远的发展也需寄托于生产关系的变革。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所推动的针对土地、劳动力与商品化的三波商品化浪潮最终导致自然环境的商品化,使得自然环境丧失了其自身属性,最终将人类社会引入深渊,认为社会尤其需要保护自身抵御市场化的冲击,由此将自律性的市场重新纳入社会的羁绊之下。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是经典作家要解决生态困境所共同寄寓的主体,重构三者的关系是达成这一良好秩序的必由之路,“社会”的重建更是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重中之重。第二章对生态乡村建设的国家、市场与社会结构进行理论分析。依据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本章结合中国乡村发展百年来的历史,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主体和发展模式,认为中国乡村始建设始终没有处理好三个结构性因素的关系,最终导致生态恶化与社会衰败。在三者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下,本章探讨生态乡村建设中特定的国家观、市场观与社会观,并结合实践考究国家、市场与社会在生态乡村建设中的结构性位置及其发育路径。结合生态乡村建设探索社会发展的可能性问题,认为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乡村居民需要以主人翁的方式参与到当地社区生态建设中,生态乡村建设的过程同时也应是社区营造的过程。第三章从组织、理念与效果三个方面考察了生态乡村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建设问题,主要围绕社会因素对生态建设的制衡与反作用展开。考察发现,经济与社会、政治与社会之间体现出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相互的交织培育出了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案例揭示,经由社会对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渗入,当地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要素得到充分彰显,相应的主体演变为社会型企业与社会理念主导的政府。进一步来看,生态产业的发展落实在乡村社会,塑造出了生态文化与新社区文化,而生态意识与相应的社会组织反过来更好地促进了生态产业的发展。社区机制通过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参与与监管,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形塑,和草根生态组织的培育,构建了生态友好的治理机制。依托社会主导的企业,通过从利益分享机制到生态治理机制的跳跃,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了保证。第四章考察了生态型产业的形态、经营伦理与市场发展问题。田野考察刻画了具有生态伦理内涵的企业发展的历史效果,和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所体现出的本土特点。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内化了社会伦理的企业经营者。生态型产业的市场拓展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生态型产业的内在要求。生态产业的发展历经了市场范围的突破、经营方式的变革、经营理念的提升,最终实现了从生态型企业向社会型企业的跳跃,而生态产业的市场也得到了保证。生态市场的濡化作用亦提升了农民在市场中的能力,产业链向下农村社区延伸并扎根,提供了产业集群的坚实基础。生态型产业社会与经济双重兼顾的目标提供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塑造了独特的发展路径。第五章考察地方政府在生态建设实践中的治理伦理、结构安排与发展策略。讨论揭示,作为地方执政理念的生态观是中央政府对生态议题的构建、地方政府的发展意图和当地自然人文因素三者共同塑造的结果。依托具体案例,本章指出了地方政府推动本地生态建设的诸多措施,这囊括宏观性的经济发展的规划、中观的行业发展策略措施以及微观策略上的项目制管理方式。直面生态建设中中央-地方关系的经典议题,案例提供了新的解答方式,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协同治理的框架下,地方政府基于本土资源特点,探索出了适合发展本地的执政方针,并发展出了稳定性的执政文化。这突破了以往研究中的中央地方的控制-反控制关系。第六章考察了国家、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的生态观在乡村社区中的扎根的可能性。文章考察生态建设与乡村社区重构之间的复杂作用,微观的社区视角彰显了生态建设中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具体关系。生态建设提出了从绿色农业到绿色社区的可能性路径,包括绿色生活方式的重组、绿色建筑、绿色共同体、绿色文化等要素,经由日常生活安排、村庄规划、生产设施等方面具体化。就生态建设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人地关系”,文章指出了生态建设必须从具体社区资源实际出发的观点。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共同作用下,乡村经济社会重建的议题与生态乡村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七章对全文的核心论点做出了扼要的总结和提炼。研究表明,生态乡村建设的萌芽、启动与最终扎根立足,需要从理论层次进行系统统筹,也涉及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个社会实践主体的多方面关系的重构与协同治理。从理论到具体实践,打通生态乡村建设中三者关系,是本文努力的最终目的。在国家、社会与市场协同治理的体系下,既有的发展框架需要进行相应调整,而调整的结果必将带来深远影响与进一步结果。这包括发展理念的更新,发展主体、发展路径与发展伦理的重构,以及对于发展的新认识。文章最后指出,社会的培育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难题与核心环节,在现实条件下如何推进是将是进一步研究的新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