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改革开放将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以来,已然取得了大量卓越的成就,经济增速令世界瞩目,但高发展态势下随之而来的是包括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等在内的一系列生态文明问题。国家层面对以上问题十分重视,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花力气、下苦功,推出了相当数量的决策及部署,这些举措使我国目前在环境治理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然而严峻的是,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依然存在诸多未触及到的盲区和执行不力的短板,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也在经济会议中表示,距离真正形成经济发展绿色化新格局的发展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相比传统的绿色治理理念,绿色金融这一新概念的横空出世突破了传统的环境治理观念,极富前瞻性和开创性地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系统工程纳入金融财政领域,绿色信贷政策便是重要手段代表。绿色信贷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信贷授信中,银行除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外还会着重考察其环境绩效和潜在的生态风险,符合环境资质要求的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而存在污染风险的企业则会受到明显的信贷约束。而基于金融财税政策的协同影响视角,这种约束会对企业的其他经济行为产生什么影响?会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吗?在财税部门积极推进税制绿化,从财税政策角度支持绿色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出于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同一目标,金融支持和财税政策两者间的效用是会相辅相成,又或者是相互冲消呢?本文综合吸取了环境经济学、企业社会责任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过往历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避税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在实证方面采用双重差分法对沪深A股2009-2017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进行了研究。经过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以制造业企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业的避税行为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政策的实施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避税程度;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虑,国有重污染企业避税程度受到绿色信贷政策的抑制影响较为明显;地区异质性方面,相较我国中西部,绿色信贷政策对位于我国东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重污染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最后,在前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政府、银行及涉及重污染行为的企业这三类政策实施中的主要主体提出了针对绿色信贷及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的所得结论丰富了现有对绿色信贷政策效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