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是日本一代文学大家,世界范围内对其作品的研究也是极为盛行,中国也不例外。不过,在中国对芥川作品的研究倾向于对其代表作《鼻》《罗生门》等作品,以及王朝文学类作品的研究,而对芥川晚年的私小说风的作品研究较少。第八部短篇集《湖南之扇》(1927年6月出版)是芥川生前最后一部短篇集,也是唯一取材于芥川中国之旅的纪实体小说。将书名冠以《湖南之扇》,可见芥川自身对这篇小说的喜爱和重视,而对该作品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也未得到应有评价。1921年3月—7月,芥川龙之介(1892-1927)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特派员被派往中国,实现了多年来赴中国旅行的愿望。沿途考察上海,苏杭一带,沿长江直上,到达湖南长沙。《湖南之扇》正是以湖南省省会长沙作为故事背景,日本旅者“我”在大学时代旧友,出身长沙的留日学生“谭永年”的陪同下,游览长沙,讲述了“我”在妓院亲眼见到黄六一的情妇“玉兰”咬下了沾有黄六一鲜血的饼干。作为同样湖南出身的笔者来说,笔者认为对于作品中芥川所创造的湖南印象值得考察之外,对于芥川何以以“扇”与“湖南”二字组合也值得考察。“扇”并不是湖南当地的特产,也不能作为湖南的象征,若是为了给读者具体的湖南印象,湖南的辣椒,或者就如作品开篇提到的湖南人不服输性格,都比“扇”更能突显湖南印象。另外作品虽以“扇”为题,而至始至终“扇”在文中只出现过两次。初次为开头部分,刚到长沙船未靠岸时,“我”在船上看到对岸柳树下“含芳”手中所拿半开的扇子。再次出现已到作品结尾处,离开长沙时,船舱早别人遗留的扇子。对于这两次扇子出现的场景,笔者认为和《上海游记》有共通之处。《上海游记》中“南国美人”章节开始部分出现的妓女“洛娥”,本是贵州省长王文华之妻,王被暗杀后沦为青楼女子,洛娥素雅的服装上别着一朵白兰花；而在《上海游记》结尾处出现了从戏单中滑落掉在床上的白兰花。两部作品与女子有关的小道具虽然不同,出现次数都是两次,且结尾处的场景极为相似,都与前文相呼应,读者脑海里会不禁浮现前文中出现的女子形象。两篇作品题材不一样,却留给读者的余味却非常相似。另外,《湖南之扇》中所塑造的“谭永年”这一人物,日语流利,能做中日口译,且通晓实事,连花边新闻都知晓。这形象又与《上海游记》中出现的神舟日报社社长余洵相似。是巧合?还是作者的刻意安排?本文希望通过重读《湖南之扇》,将其与《上海游记》进行比较,试图考察芥川当时的创作意图,以及《湖南之扇》中的人物原型,是源自湖南的风土?还是游记基础上的再创造?并希望通过重读《湖南之扇》,了解当时日本文人眼中的中国以及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