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最早可以追溯到托马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乌托邦文学反映了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一部分人开始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忧心忡忡，于是反乌托邦文学应运而生，并且兴盛于二十世纪。当乌托邦文学在尽力为人们呈现一幅幅人间仙境的时候，反乌托邦文学却构建了一个与之相反的梦魇般的隐喻图景。本文正是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角度分析了埃兹拉·庞德(1885-1972)的两部著作《神州集》和《诗章》中的中国形象，并指出两者统一而非对立的关系。 本文首先分析了《诗章》中的中国形象。《诗章》是一部耗费了庞德55年心血的巨著，它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其中包含了多个国家的文字及文化，各色的历史人物和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这些因素使得《诗章》难以理解，英国诗人邦廷在他的一首诗中甚至将其喻为高耸的阿尔卑斯山。鉴于其难度以及本文讨论内容的相关性，本文主要针对其中和中国形象的构建相关的《中国诗章》、《比萨诗章》等章节展开分析。庞德在寻找救世良药时接触了中国文化，并且非常欣赏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因此《诗章》后面部分有很多对中国的描写。在追溯了庞德的乌托邦思想之后，本文认为庞德在《诗章》后面部分中从统治者、个人修养、社会环境、经济以及宗教等方面构建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并以此寄托他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的社会理想，本文还指出了庞德构建此中国形象的原因。 另一方面，在《神州集》中存在着另一个中国形象。庞德的《神州集》包括十八首英译诗歌，这些诗歌以美国文艺史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的笔记为依据。通过对比庞德所选诗歌和费诺罗萨手稿中的诗歌，可以发现庞德将占多数的含有积极情绪的诗歌弃而不选。在翻译过程中，庞德更是做了大量的修改，一方面是对几首诗歌的题目做出了明显的修改，另一方面，在翻译过程中，庞德对原诗的内容作了不小的改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刻意的改变使得原有诗歌的气氛更加悲凉。《神州集》的题目在西方文学中代表的是富足和美好，这与《神州集》凄凉的内容形成的鲜明的反差进一步加剧了《神州集》中被悲伤和忧郁笼罩的反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 借助庞德创作时所处的时代特征及两部作品各自的创作背景，本文分别分析了《神州集》中的反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以及《诗章》中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之后指出，尽管两者描绘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但它们并不矛盾，都反映出了庞德作为一个关心政治民生、忧国忧民的文人，对西方社会普通民众命运及国家前途的关注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