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清廷发布诏书宣誓立宪,而在之后不久便下诏禁绝鸦片,从而引发了近代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禁烟活动,希望将鸦片吸食扫入社会角落的禁烟政治开始在朝廷、督抚、舆论、一般地方官员与绅民中次第展开。而不同的政治群体又对禁烟政治产生了形态各异的认知与因应,新政时期东南地区的政治文化可以由此政治过程得到认识。在禁烟政治展开的前期,作为禁政设计者的朝廷希望宣誓自己主导政治革新的权威,通过在新政行政中设立新的机构吸纳相关人员,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面对政治新局面时因无法垄断行政所需知识与手段而遗落在其他社会政治团体中的权威进行回收。作为皇权的化身,朝廷立足于对现实政治不满的批判,以其在政治中超然的身份,用儒家政治文化的用语和认知方式通过上谕表达了对禁烟政治的良好预期,无独有偶,因之前朝廷在禁烟政治中长期的缺位,而使得禁烟成为舆论主导关注的重要政治内容之一。舆论界因此以及其对儒家政治文化的熟知,在禁烟政治言论方面,就占有了一定的权威。其对于禁烟政治的关注与高标,一方面展示了整个社会对于政治改革主导权威的朝廷的认可与支持,另一方面也符合朝廷认可的政治走向,因二者所处在禁烟政治具体行政之外,于是其在禁政方面的看法基本吻合。而对于推动地方行政的督抚阶层,则因其收获政治声誉的方式,以及实际参与地方行政而对政治规划可行性的把握,禁烟政治这样一个破多立少的行政过程对督抚在地方政治中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从新政举措中以偶发契机延揽人才,实现政治影响力扩充的帮助并不大,导致两江总督端方将自己的行政重心放到了其他的新政部署之上,而当禁烟章程颁布之后,禁烟政治不得不推上日程,而两江总督端方推出了膏卖办法,在两江所辖的宁皖苏三省展开,在1907年的年中,勒闭烟馆成为一时之重,勒闭之后则按照章程要求进行官膏专卖的办理,政府的权威开始进入地方行政之中,地方的官员尤其是开埠重镇的上海,对于禁烟的督责较为尽力,而地方行政中官员与作为烟馆经营者的民众之间的猜忌与冲突的可能性也有所暴露,地方政治的平衡有所打破,此次禁烟的展开,作为权威宣誓与铺展的过程,并未在禁吸这一个人伦理自治方面走的太远,而是实现寓禁于征,在市面上尝试管控鸦片经营。而朝廷希望以官绅作为榜样,将禁烟作为一项道德化入社会认知领域,使得禁烟本身顺着权威的路径下渗入到一般民众的预想并不成功,随着禁烟政治师老政疲,禁政中对于禁吸的规划因其无可操作性,导致了行政在此的反复,禁政的发展中,朝廷一再颁布谕旨,希望以此为动力推进禁政的重启,但地方督抚对于地方上的禁政,则采取了听其自便的态度,并不在此项政治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在禁政牵涉的某个方面无法及时收获具体的效果时,则将精力转往禁政的其他方面,避重就轻,以此应付朝廷所需要的政治成效。而舆论也希望在禁政的延续中不总是遇到负面的阻力,而是从政治的前行的角度不断寻的可以激励禁烟政治的举措,这就造成了禁烟政治在其后期发生了漫漶,政治的威信在一再的重复中失去了意义,禁政的蹉跎已经成为高层政治中的常识,而对于地方政治而言,禁政在禁种层面的展开导致了官绅民三方在地方行政中平衡状态的破坏,地方官员推行禁种,鱼肉乡民的状况时有发生,士绅在地方作为禁政的督董,在无法保证禁烟政治公平运行的情形下,遭到了地方民众的报复抢掠,而一般烟农因为直接利益受损,对官绅督导的禁种使用了极端对抗的方法,导致禁烟官员被杀,禁政执行过程中的地方政治乱象在地方绅民在公平感失去之后强烈的反弹中通过舆论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数任官员的撤职。而舆论在禁政中期之后,对于禁烟政治的批评激增,禁烟政治在舆论一侧的报道与评论,成为了禁烟政治在知识界常识化的重要途径。禁烟政治一方面在传统政治的框架下生成,以方面又在贯穿各个阶层的运作中引发着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