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个人信息公开相关的规则为第15条。该条规定政府信息豁免公开的事由和条件,明确规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事项,而对个人信息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事项的表述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第2款明文规定“处理”包括收集、存储、公开等内容。随着电子政务的开展,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处理公民个人信息。其中,政府信息公开则属于“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之一。在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信息的公开理应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但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规则的表述宽泛,无法为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信息的公开提供具体指引。由此可见,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信息公开的规范依据模糊,需要加以明确。此外,作为下位法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上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保护体系构建不同,具体规则存在差异,导致涉及个人信息的政府信息公开依据的规范冲突。同时,涉及个人信息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困境也日益凸显。行政机关在履职时泄露个人信息,做出公开个人信息的决定并不规范,引发了大量纠纷。司法机关解决上述纠纷时采用的裁判标准不一。规范困境和实践困境致使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信息保护不足,损害个人信息权益,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信息保护困境亟待解决。上述困境或可通过以下两种模式解决,分别是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合并的一元模式和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分立的二元模式。由于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从规范和现实上双重分离,一元模式不能实现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周密保护,纾解上述困境存在局限性。个人信息具有独特的公共属性,合理利用个人信息能够创造公共价值,个人信息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应获得独立受保护的地位。因此,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构建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分立的二元模式正逢其时。首先,增设个人信息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事项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从保障人权角度出发,个人信息权益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表明个人有权决定个人信息是否被公开以及公开的范围,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亦应如此。增设个人信息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事项,意味着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构建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分立的二元模式,与现行法一致。其次,政府信息公开对个人信息采取区分保护的方式,将个人信息分为个人私密信息和个人一般信息。个人私密信息划定至个人隐私范围内保护,明确个人私密信息公开应以不损害人格尊严为最低限度。涉及个人私密信息的政府信息公开需要取得第三人的单独同意,方可公开。个人一般信息划定至个人信息范围内保护,公开个人一般信息应当切断联系到特定个人的可能性,引入“场景化”分析办法,通过对识别主体、识别目的、识别成本等要素的确定以避免识别到个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最后,行政机关应依照比例原则做好公共利益衡量,遵循区分处理原则,同时,将第三人同意程序后置,更好发挥该程序的监督作用,实现涉及个人信息的政府信息公开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