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和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于上世纪80年代率先倡导“翻译伦理学”(éthiquede traduction)概念。在安托瓦纳·贝尔曼的启发下,一些从事文化研究的西方学者转向翻译伦理学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是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吸收了他人的不同意见,总结了翻译伦理的存在的四种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在以上四种伦理的基础上,他参考医生的职业道德伦理,提出了译者的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誓言,形成了承诺的伦理(Chesterman,2001,p.148)。中国的翻译伦理研究开始于2001年,研究者们或引介翻译伦理,如张景华(2009)、陈振东(2010),或对翻译伦理进行理论探索,如吕俊(2001)、王大智(2005),或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翻译伦理的理论进行创新,如王东风(2008),但很少有人探讨翻译伦理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实例。《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的一部中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大的地位。问世之后的八十余年里,作品吸引了无数多的读者,相继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广泛传播。《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的描述来表现人性之美,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这正是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本文拟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为指导,以戴乃迭《边城》英译本为案例,深入分析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在文中的具体实现方式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简要探讨在面对伦理冲突时,特别是再现伦理与其他伦理冲突时,译者的处理方法和动机。通过实例分析,本文认为在翻译《边城》过程中,戴乃迭充分地做到了尊重作者,尊重原文,尊重读者,尊重客户(出版商)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切斯特曼的五种伦理模式。诚然,由于时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让更多的国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成为当时时代的一大诉求,尽管在不同的语境下各有侧重,在不同伦理模式产生冲突时,戴乃迭更倾向于选择再现伦理,力求让读者“真实”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今中国国力不断发展,“文化自信”的呼声愈发强烈,这与当时戴乃迭翻译《边城》的背景几乎一致,通过研究《边城》以及切斯特曼翻译伦理在其中的具体体现,有望对我们翻译工作者在日后的文学作品翻译中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