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试图以时间为纵轴，通过对从新文化以来开始到现在的围绕林译小说所展开的叙述话语的梳理，来展现这些话语建构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机制或者说是时代精神。在时人普遍认为“实学我不如人，词章人不如我”的晚清，林纾携《巴黎茶花女遗事》横空出世，成为“小说神话”的先行者和实践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林译小说自身的功用在短暂的时间里发生了重要转变，由介绍西方文学的前栈变成古文的范本。在这期间，小说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林译小说也成为新文学人所诟病的对象。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林译小说逐渐从普通读者的书架上消失了身影，甚至纯粹的研究者也很少论及，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死老虎”，被钉死在革命的刑架上。腐朽落后反动的形象被高校教科书所固化，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坚冰被逐渐打破。林译小说重回人们的视野。这一时期，学人以五四、西方作为逻辑起点来重新审视林译小说的历史功用。而在90年代中期至今，“五四”本身已经成为反思的对象；钱钟书发表于60年代的《林纾的翻译》在这种热潮中对林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西方蜂拥而至的各种文化理论中，“现代性”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推之到对林译的评价，也被冠以了“现代性”的名号。西方关于翻译的话语逐渐呈现打破“原著中心论”的趋势，也逐渐影响中国的翻译研究。然而，笔者对这一理论的操作性、可行性持保留意见。孙歌则提出关注翻译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我们不得不同时抵御来自文化本位主义的思考惰性和所谓“全球化”世界描述对地域性紧张关系的遮蔽性。这对于林译小说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和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