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公司治理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阈,学界对作为“舶来品”的公司治理,长期以“效仿”或“移植”为主,导致我国公司治理(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在实践中出现“形似而非神似”的现象,在国外卓有成效的治理结构或治理机制,在中国将可能黯然失色。事实已证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司治理,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绝不可能简单依靠“拿来主义”而一劳永逸,公司治理完善必然是一个与公司经济相伴的永恒话题。迄今为止,尽管我国学界围绕公司治理问题(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而展开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壮观,但现实中“停飞”、“停运”、“总经理被群殴致死”等治理危机事件屡见不鲜,凸显中国公司治理完善迫在眉睫。立足于股东至上、利益相关者与组织控制理论这三种影响最为广泛的治理理论与当代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两个层面的思考,笔者尝试建立了一个基于三种治理理论的拓展性分析框架,从而描绘了全文研究的“全景图”,为中国公司治理完善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描绘出全文研究的“全景图”,笔者之后分别进入“图中一隅”,从工会组织、外部环境与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三个方面来探究如何完善中国公司治理。基于前文的研究,笔者在文末对开篇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总结回答,并对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思考。第0章,导论。笔者在该部分基于对国内外已有公司治理研究文献的抽象概括和公司治理实践两个层面的思考,提出全文研究的主旨：中国公司治理完善,并概括了全文的研究思路与整体架构、研究方法及论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1章,本章对已有公司治理研究进行文献评述,并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明确公司治理研究范围与有关核心概念。笔者在该章以呈现公司治理“大象”的共性与个性为逻辑思路。笔者认为,以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依据审视治理问题的视角差异,有三类代表性的公司治理研究文献：利益冲突视角、创新视角与风险视角,对三种视角的研究文献进行评介与比较,进而展现了公司治理大象的共性；在呈现“大象”共性的基础上,将目光转向不同“大象”,此时个性特征——公司治理模式——遂成为关注的焦点,笔者从治理模式分类与质疑、治理模式成因及治理模式演化三个方面来呈现“大象”个性特征及其变化。基于对三类代表性研究文献的梳理和理解,笔者尝试对公司治理研究范围与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了本文的研究“边界”与有关概念。第2章,本章尝试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进而为中国公司治理完善提供一个分析基础或“参照系”。笔者首先评介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然后分别对股东至上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组织控制理论建立的逻辑演绎过程进行分析,从而明晰三种公司治理理论的异同源头、共性与个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三种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在深入理解三种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之上,笔者尝试建立了一个基于三种治理理论的拓展性分析框架,从而描绘了全文研究的“全景图”,为中国公司治理完善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下各章将分别进入“图中一隅”,进行具体分析。第3章,本章以增强工会组织谈判势力与建立公司与员工方利益协调机制为核心来分析中国公司治理完善。笔者在本章中从近年来出现的“集体返航”、“停运”、“总经理被群殴致死”等现象出发,在检视出现“集体返航”和“停运”的航空业与出租车业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已有研究多聚集于公司的效率问题,而对于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协调或利益分配问题缺乏研究,现实的需要将理论研究引向更深层面：探究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协调或利益分配问题。笔者尝试构建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博弈模型,通过对模型的求解与分析,指出要实现公司与员工之间合意的利益均衡与合作,关键是要增强处于弱势的员工方的谈判力,工会组织作为员工方利益的“代言人”,其对于增强员工方的谈判力至关重要。因而,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工会组织是构建双方利益协调机制的关键所在。然而,现实中工会组织名不副实,原因何在?怎样才能使工会组织名副其实?如何构建公司与员工方的利益协调机制?笔者尝试回答了这些深层次问题。本章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就如何增强工会组织谈判势力提出了具体建议。第4章,本章对外部环境与股权结构、外部环境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目的是探究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结构或治理机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进而能够从根本上完善公司治理,避免“形似而非神似”与低效率(不能有效保护股东价值)的公司治理。笔者在本章中建立了外部环境指标,实证检验了外部环境对股权结构及公司价值的影响,从而不仅为外部环境的公司治理功效(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及在保护股东价值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更重要的是能够促使人们将目光转移到影响公司治理的根本因素上来,进而加深并拓展了对于如何完善中国公司治理的认知。第5章,本章以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为“切入点”,在剖析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司治理障碍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如何通过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以推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笔者在本章中从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出发、剖析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司治理障碍,指出对经营者与技术人员创新的激励不足是国有企业未能实现“人力资源整合”与“组织整合”,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之一。笔者尝试建立了对经营者技术创新的激励合约模型,通过模型的求解与分析,指出政府作为委托人通过提供基于动态业绩的合约、并提高基于业绩部分的薪酬占比,可以吸引那些风险回避倾向低、努力回避倾向低及努力边际贡献率高的人参与高级经理职位的竞争,从而提升在位经营的技术创新动力；通过降低“噪音”的影响,提高业绩度量的精确度可以增强合约的激励效果。笔者尝试建立了两位技术人员开展工作竞赛的两阶段重复博弈模型,通过模型的求解与分析,指出对通过发放奖金、职位提升及效益分配制度措施来等进一步加大对优秀技术人员(模型中的优胜者)的奖励力度、并尽可能地降低随机因素对企业的影响,将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技术人员的创新动力。在本章的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笔者从经营者技术创新激励、技术人员创新激励、增强董事会的监督力、技术创新资金保障四个方面,提出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完善的具体建议。第6章,本章通过总结全文的研究结论,从而对开篇提出的问题——中国公司治理完善——做出总结性的回答,并从两个方面思考了未来非常值得深入的研究工作。其一,基于对已有公司治理研究文献的抽象概括,笔者思索能否考虑建立一个基于利润与风险综合分析框架的治理理论,如果可以,那么该种理论的深度与实践价值,将远远超越已有仅仅关注利润或风险的治理理论。其二,2008年末金融海啸席卷全球,金融海啸从现象看是虚拟经济部门的“病症”,但笔者认为实则反应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中的公司治理“病”。笔者认为,由此次金融海啸来看,未来公司治理可以考虑从四个方面来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美国公司治理以研究剩余分配为核心的股东价值为“圭臬”,并不关心企业真实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企业的成长正是基于其生产能力提升的基础之上,因而对股东价值论的反思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兼顾企业生产能力与剩余分配的治理理论,这样的理论无疑才会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股东价值仅是一个“幌子”,金融利益集团(包括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等在内)与美国公司高管才是“股东价值论”的最大受益者,金融利益集团与公司高管对公司的“联合控制”必然对资本市场的股价表现尤为关注,而对公司的真实生产经营却冷而视之,通过种种手段促使虚拟经济的泡沫日益膨胀,泡沫破灭之时也就是隐藏已久危机爆发之时。因而,如何防止金融利益集团对公司治理的操控,对于避免“疯狂”虚拟经济和危机的再现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次,由于公司治理关系到企业层面的利益结构平衡,而企业层面的利益结构在企业外部将影响到整个社会层面的利益结构平衡,因而公司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如何才能基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分析研究公司治理,也是非常值得在未来探究的。最后,公司治理应关注与体现广大员工利益,从而提升工薪阶层消费能力。笔者认为,由公司治理层面解读金融危机发生的逻辑时,金融危机暴露出一个亟待探究的问题：公司治理对员工利益忽视与工薪阶层消费能力不足,如何进一步在公司治理中充分关注与体现员工利益,进而避免重蹈覆辙、走出金融动荡的怪圈,也是非常值得在未来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