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我国石油进口量迅速增长,石油进口依赖持续升高。2014年我国石油进口依赖度达到59.6%,已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在此背景下,国际油市的剧烈波动对我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带来巨大挑战。2006至2008年国际油价持续上涨,中国央行为应对严重的通胀压力,连续1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7次上调基准利率。随着油价走势在2008年底的逆转,我国通胀压力骤减,经济增速下滑,货币政策又被迫在3个月内连续4次同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2010年后,国际油价迅速反弹至每桶100美元以上,我国通胀压力加大,央行在2010至2011年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基准利率。2012年中期以后,国际油价逐渐走弱且在2014年6月以后出现断崖式暴跌,我国PPI指数历时42个月连续负增长,防通缩、保增长再次成为宏观调控的主题。总结起来,随着国际油价过山车式地暴涨暴跌,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也被迫频繁转向,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要求相去甚远。国际油市波动对我国如此重要,而什么原因推动它如此剧烈的波动?Hamiltion等认为中国强劲的需求推动了2006至2008年、2010至2011年油价泡沫和迅速反弹,而Kilian等更多的学者认为原油直接需求不是市场波动的主因,衍生品投机、美元流动性以及页岩油等新能源因素更为重要,在这些方面美国扮演着更为基础性的角色。虽然我国是原油进口大国,但决定国际油市波动的更多因素仍在美国方面,即存在着美国因素影响油市波动,油市波动再传导至我国经济、牵制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链条。因此,本文研究国际原油市场波动的美国因素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研究美国因素对油市影响的规律和动态特征,可以为分析和预测原油市场走势提供经验支持；另一方面,研究与美国因素相关的油价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异质性影响,可以增强我国能源战略和调控策略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此外,研究美国因素相关的油价冲击在我国行业间的传导特征,可以为微观决策提供指导。具体地,在本文的主要章节中：第3章在全球系统中分析各国变量对国际油市的影响,着重评估美国因素的影响力。实证结果发现：金融变量对油市波动影响力最大,且近20年呈现增强的趋势,体现原油市场的金融化趋势；实体需求对油市波动具有重要影响且近20年有所加强；而原油价格和产量受其自身的影响程度变小,且衰减速度加快,表明原油市场内生于经济和金融条件的程度加强；产油国的影响力下降,进口国的影响力增强,美国因素对国际原油市场影响力最大,这为从美国视角研究国际油市波动提供经验依据。第4章研究美国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的四种渠道。基于TVP-SVAR模型结果发现：美元流动性渠道中,量化宽松期间的美联储资产规模扩张引发美元贬值,刺激油价反弹,而非量化宽松期间美联储资产规模扩张的效果则相反；替代品渠道中页岩油产量井喷对美国传统能源形成重要替代,大幅减少美国原油净进口量,对油价的打压强度在2011年后不断强化,成为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腰斩的重要原因；衍生品投机渠道中,美国利率上涨在熊市中打压油价且对投机价差的负向影响更大,而在牛市区间对投机价差的影响有限；实体需求渠道中,美国工业产出对油价的影响强度与经济周期有明显的相关性,且对原油的去库存化效应在2009年后不断弱化,库存对油价的打压有所加强。第5章从机会成本角度研究美国因素对原油产量的影响。按照霍特林-索洛关于可耗竭资源开采规律的理论,本文将美国金融资产投资收益视为中东产油国延缓现期原油开采的机会成本。同时,基于美国长期国债利率、股价指数、中东国家持有的美债、美股规模等10个变量构建产油国延缓原油开采的机会成本冲击。实证结果表明：美国金融资产收益的增加,刺激中东国家增持美债和美股,并最终增加其产油积极性；对比发现,虽然机会成本只是间接影响,但这一因素对中东产油国原油产量的影响幅度已经超过全球经济总需求冲击的1/3以及衍生品投机需求冲击的1/2。随着中东产油国对主权财富基金增值收益的重视,机会成本冲击成为分析产油国供给行为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且,考虑机会成本的影响能够更好地解释2008年11月和2014年11月OPEC面对油价暴跌时为何采取截然不同的产量政策。第6章分析美国WTI期货价格与我国国内油价的联动关系,并比较美国经济扩张、美国衍生品投机冲击和OPEC供给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WTI是国内油价的格兰杰原因,而国内油价却不是WTI的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的结果表明：OPEC供给冲击在短期抑制中国产出的增长,而美国经济扩张冲击非但没有抑制反而刺激中国短期产出的增加,美国衍生品投机冲击也具有类似效应但程度较弱；美国经济扩张引发的油价上涨推高我国物价并对短期利率有正影响,美国衍生品投机冲击对我国物价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却对短期利率有负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股票价格指数对三种原因引起的油价上涨有不同程度的负响应,表明油价上涨对人民币汇率和资产价格的不利影响。第7章研究WTI期货价格冲击在我国行业间的传导特征。具体地,基于2006年1月至2015年3月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物价和增加值数据,研究WTI如何通过我国行业间“投入-产出”流量表传导至各行业的上述三个指标。实证结果表明：WTI价格冲击导致我国各行业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对资源类行业和部分重工业影响最大且不能够完全传导至下游行业；WTI价格冲击并没有引起各行业的普遍收缩,反而刺激多数行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近1/2的行业增加值对WTI价格冲击有正响应,其中以煤炭行业最为显著。此外,人民币升值客观上对冲WTI上涨对我国的实际影响,缓解非房地产行业的物价上涨压力。与国内外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方法上,本文将VAR类模型的最新发展成果系统地应用于分析国际原油市场与经济和金融变量的交互影响。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lobal VAR)、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AR)以及符号约束向量自回归模型(SignVAR)的优势使得本文的实证研究建立在考虑经济系统、时变特征和异质性冲击基础上,模型基础更加可靠,提供信息更加全面。研究角度和内容上,本文围绕美国因素影响国际油市波动,进而影响中国经济这一传导链条：不仅完整提炼美国因素影响油价波动的四个渠道,而且探讨每种渠道的时变特征：在对生产行为的研究中,本文从机会成本角度分析了实证研究鲜为关注的美国金融资产收益对产油国生产积极性的间接影响；与直接研究油价冲击影响我国经济的文献相比,本文甄别美国因素诱发的油价冲击类型对中国经济的异质性影响,并基于投入-产出表捕捉到美国WTI价格冲击在我国产业间的传导特征。研究结论上：全球系统中,中国因素对国际油市的影响力有所增强,但综合影响力较美国因素有很大差距：美国货币扩张在危机和非危机期间经由美元指数对国际油价具有相反的影响；美国金融资产收益作为产油国延缓石油开采的机会成本,对原油产量产生重要影响,为霍特林-索洛法则提供新的经验支持；不同诱因下的油价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显著不同,且经由投入-产出表的传导,各行业投资、物价与增加值对油价冲击表现出不同响应特征,需要差别化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