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无论是巴图孟和案,还是王韵虹案、庄永华案、刘海霞等一系列案件,应当在监狱服刑的罪犯无一不是以“保外就医”为名,通过违规违法手段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纸面服刑”对社会的影响十分恶劣,直接挑战公众底线,严重影响政法机关法治权威和司法公信。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个别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违规违法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层面存在瑕疵。随着法律的修改,暂予监外执行适用范围不断限缩,以至于严格到几乎无法适用。部分被执行人不得不通过违规违法手段暂予监外执行,从而引发了多起影响恶劣的“纸面服刑”案件。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缺乏统一的上位法统筹制度整体运转。法律规定将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计入刑期,这种做法实际上缩短了被执行人监禁刑执行期限,其结果不仅导致显失公平,更严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采用行政式的审批模式,受决定影响的被执行人无法充分而富有意义地参与到暂予监外执行程序过程中。这种瑕疵不利于刑罚的公正实施,违背了刑事审判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在医疗鉴定领域,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缺乏合理性,鉴定程序缺乏配套保障措施,再加上《保外就医疾病范围》规定过于概括,承办人在理解、操作上容易存在较大偏差。有鉴于此,我国应当制定刑罚执行法,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应当将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改为暂时停止刑罚执行制度,使监外执行不再计入执行期限。应当调整暂予监外执行适用范围,增加刑罚种类,取消刑期限制,纳入更多人道主义条款。应当优化保外就医严重疾病标准,梳理、衔接、扩充疾病鉴定流程。应当统一由法院行使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权,将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进行诉讼化改造,纳入听证辅助模式,赋予参与人更多的权利保障。应当将暂予监外执行流程予以信息化处理,并公示执行信息。应当撤回赋予法院的暂予监外执行启动权,由检察机关组织、推进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进程。应当强化社会监督和社区矫正制度,最终达到教育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