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力为了规避刑法的打击,近些年来逐渐演化生成一种利用“软暴力”手段从事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而今“软暴力”手段不再局限于黑恶势力犯罪,而是开始在各类犯罪中出现,尤其是常见于非法索债这一领域中。从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行为人可能采用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手段索取债务,而在这些“软暴力”手段中,有一些已经被刑法明确规定为犯罪,但仍然有一些属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得不到有效的规制。审判机关在进行个案认定时,对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都有不同的认识,出现不少“同案不同判”“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因而,对利用“软暴力”手段进行非法索债的行为在刑法上的定性进行探讨、厘清其中的相关界限很有必要。全文两万余字,除引言外,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案件的基本情况”,通过介绍朱某、邵某案件认定中存在的分歧意见,归纳出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利用跟踪贴靠手段索取合法债务是否属于“软暴力”手段、利用跟踪贴靠手段索取债务行为的性质,其中包括利用跟踪贴靠手段索取债务是否构成非法拘禁罪或寻衅滋事罪。第二部分为“相关法理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是“软暴力”的概念界定,分析当一般人实施“非外在暴力”时,其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软暴力”手段;第二是分析利用“软暴力”手段索取债务的行为的性质,分析在何种情形下不构成犯罪、构成寻衅滋事罪或者构成非法拘禁罪,并在其中分析寻衅滋事罪动机问题中“肯定说”与“否定说”之间的合法性,得出寻衅滋事罪不以特定动机为构成要件的结论。此外也详细分析非法拘禁罪对人身自由剥夺程度的争议,分析“剥夺说”与“限制说”之间的争论,得出非法拘禁罪对人身自由地侵犯应当达到剥夺程度的结论,以及指出个人利用“软暴力”手段实施非法索债行为与寻衅滋事罪保护的法益之间存在不对应的问题;第三是分析个人利用跟踪贴靠的“软暴力”手段索债案件不入罪的理由,从法益衡量的角度来看,债权人的债权利益受到损害时实施一定限度内的私力救济具有合理性,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受限制的程度相较于剥夺人身自由、破坏社会生活秩序来说社会危害性较小,从案件执行的角度上分析,如果将实践中的轻微违法行为都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是又无切实有力的措施解决“案件执行难”的问题,最终会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助长违法犯罪,从限制人身自由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分析,在刑法调整的范围以外,仍有其他法律规制、调整这类行为。第三部分为“本案的分析与结论”,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认为朱某、邵某的行为属于“软暴力”违法手段;第二是分析认为朱某、邵某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第三是分析认为朱某、邵某也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然后得出结论认为朱某、邵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第四部分为“本案的研究启示”,包括了:第一是明确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性质,非法拘禁罪不应包括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第二是妥善对待非法索债行为,个人实施非法索债案件中的行为人通常是在自身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国家公权力机关的及时救助的情形下、迫不得已才实施不妥当的索债行为,司法机关不应对这种行为适用过重的法律,让刑事司法成为“老赖”恶意叫嚣的工具;第三是切实解决“案件执行难”的问题,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降低案件执行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