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减值的暴雷事件频频发生,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降低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现行准则对商誉采取每年减值测试的方法,这赋予了管理层评估未来现金流的自由裁量权,管理层有机会主义动机规避必要的减值,使商誉减值出现“过少”“过晚”的问题,提高了后续“暴雷式”减值的风险。因此需要建立对管理层商誉减值决策的有效监督,使商誉减值尽可能的客观合理,保护投资者利益。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以其专业能力向市场传递有价值的信息,从而起到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的外部监督作用。在市场监管层面,交易所问询函的一线监管制度可以通过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起到积极的监管效果。综合以上两种监督、监管手段,本文提出研究问题:分析师关注是否会影响管理层商誉减值决策?分析师的行为通过何种路径发挥影响?交易所监管关注程度不同时,这一影响有怎样的差异?本文以2014-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逻辑论证、建立假说、实证检验的方式,探究了分析师关注对商誉减值决策的影响,以及交易所监管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并考虑了内生性、稳健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分析师关注可以显著促进管理层及时计提商誉减值,具体路径如下:分析师通过调低评级的方式向市场传递信号,从“事前监测”路径发挥监督作用;公司规避必要减值时,分析师提高了高管离职压力,且后续分析师关注度越低,资本市场关注度下降,从“事后施压”路径发挥监督作用;（2）相比于交易所监管关注度更高的公司,在交易所监管关注度较低的公司中,分析师对及时计提商誉减值的监督作用更明显,交易所监管效果和分析师监督作用之间有一定替代关系;（3）从分析师特征层面来看,能力越强、观点越集中时,分析师对及时计提减值的监督效果越好;（4）从其他监管层面来看,证监会监管距离越远、所在地法制环境越差时,分析师对及时计提商誉减值的监督作用更明显,证监会监管、法制环境都对分析师的监督有一定替代作用。本文对商誉减值的监督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扩展了对商誉减值的外部监督领域,丰富了分析师对企业微观经营决策影响的研究文献,延伸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研究范围,有助于进一步发挥问询函在资本市场的监管作用,对加强分析师团队建设、释放交易所监管活力具有启示意义,对规范商誉减值、防范资本市场风险有一定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