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翻译理论的发展历史中,翻译与译者一直处在边缘化的地位。人们认为对目标文本的忠实是译者的宗旨所在,译者必须在语言学层面上重现源语文本的意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引向了文化研究的领域内,因而译者的显性与主体性逐渐进入了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在翻译研究中也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其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研究翻译的本质与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角度。女性主义译者认为源语的意义是多个层次的,因此译者能够重写原文,而且对原文任何形式的重写都是合理的,都可成其为翻译。此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通常提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女性与性别意识放在重要位置。一般说来,女性主义翻译思想冲击了“差异”、“忠实”与“对等”等概念,对译者的隐身提出了质疑。因而,翻译活动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将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语言学层面上的转换,而是一种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影响的积极主动的活动。《红楼梦》是中华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书中许多可亲可爱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因此这些聪慧美丽的人物形象能否被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译本中就变得尤为重要。原著作者曹雪芹热爱这些灵动的女孩们,对她们充满了尊敬、怜悯与赞美,也正是通过她们表达了其对封建社会强烈的鞭笞与反叛。从翻译上来说,曹雪芹的女性主义思想在译本中有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呢?带着这个问题,本文作者从女性主义角度考察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与霍克斯及闵福德的两个译本。通过比较与对比,本文作者试图发现一个译者是否在翻译中有意或无意识地拔高或贬低著作中的女性形象。从文中选取的例子来看,霍克斯的译本更明显地体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思想。本文研究发现,在翻译或评价《红楼梦》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可以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本文作者呼吁大家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