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之中。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氏在历史中拥有独特地位,起到独特作用。出使英法,使他有机会实地深入考察西方社会。通过考察,郭嵩焘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思想更趋先进,见解日趋深邃,更使他用理性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郭嵩焘从儒家传统视角出发,并结合多元的道器观和求真务实的知行观,考察西方政治制度。他主要考察了西方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文官制度等。在此过程中,他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古代中国传统的议事、朋党、党争、司法、选官等现象和制度相比较,批判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向往西方“君民兼主国政”的政治制度。他将俄国和日本定为向西方社会学习的榜样,激励中国向泰西学习。虽然,郭嵩焘歆羡西方政治制度,但他并未明确提出直接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他认为中国虚骄之气盛行、人心风俗败坏,无法直接进行政治制度改良。要想实现政治改良,必须先从人心风俗入手,改善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西洋归国后,郭氏隐居湖南,主张改革教育、实行禁烟,恢复湘水校经堂、创办禁烟公社和思贤讲舍,以期实现挽回人心风俗的重任。晚年郭嵩焘虽然远离庙堂,但其心仍在庙堂之上,时刻关心国家时局。特立独行的思想,使郭嵩焘一生受尽打击。与同时代人相比,郭嵩焘的思想超越洋务派,并为早期维新思想的发展奠定基础,特别是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新政”产生巨大影响。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郭嵩焘没能突破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思想仍具有保守性。他仍旧是中国儒家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向往儒家的三代之治,并基于儒家理想视角肯定西方政治制度,郭氏思想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统治。出使英法期间,由于知识的局限以及英人有意识反复宣传,使他对西洋产生崇拜的心理,对西方资本主义本质缺乏正确认识。郭嵩焘一生都在苦苦追寻一条能够融合中西,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以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在时代转型的背景下,通过融合中西以实现强国之梦的历史使命,并不是郭嵩焘等人所能完成的,但郭氏引领的融合中西文化的道路为后代所继承和发展。